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作为建设工程领域内的突出罪名,伴随其典型性、突出性、高发性的特点,治理该罪的现实意义就显得极为突出。我国《刑法》第137条规定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该罪名用以规制建设工程领域内因质量问题所引发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问题,其目的在于减少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步规范工程项目建设的标准,把控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安全与质量关卡,从而期盼有效治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犯罪。在治理该罪的路径上,必须首先立足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犯罪的主要特征和发生原因,探讨解决对策。目前,就整体上而言,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犯罪的犯罪手段较为集中,并且呈现较强的危害性,但对于犯罪人所判处的刑罚却相对较轻。从具体来看,就犯罪的内在特质而言,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犯罪所涉及的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性,犯罪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犯罪人主要集中在施工单位。通过研究分析,立法层面存在不足,犯罪所得利益以及风险比重悬殊,对建筑市场监管的权力配置失衡是其外部原因;犯罪主体受高额利润的驱使,相关主体资质的欠缺、犯罪人法律和道德意识的缺失是其内部原因。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对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定以及配套制度,根据我国《刑法》对于该罪名在设置上存在的特点,成罪标准较高、刑罚适用单一、封闭性较强、主体的认定存在缺陷等。因此,应当在完善建筑领域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成立该罪的特有属性以及犯罪原因,探讨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宏观层面的治理措施包括完善相关的立法,提高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犯罪的犯罪成本,落实对建筑市场的多维度监管;从微观层面包括深化行为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能力,建立严格的建筑市场准入制度,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意识和法律理念。所以,对于该罪的治理,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要由以往犯罪学治理的“粗放型”转向“精细型”,严密法网以更好地打击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犯罪行为。在治理该罪的目标上,要从“不切实际”转变为“脚踏实地”,将该罪的“高发”性控制到合理的范围之类,并推行循序渐进的犯罪治理。在治理的观念上,要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犯罪的功能,将由传统的严厉惩罚、打压向预防犯罪转化。但基于我国立法对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处罚程度相对较轻的现状,治理该罪还应当对于行为人加以引导、教育、惩戒,降低行为人犯罪侥幸逃脱的预期值。在治理该罪的手段上,必须要推行多元化治理,将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等等相协调,必须由以前的“政府职能部门包办”转变为“充分整合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共同决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