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当今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走向为背景,运用叙事学、民间文艺学、口传诗学以及宗教学等理论和方法,重点分析了壮族民间史诗《布洛陀》,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文化叙事的若干理论问题。　　 文章首先分析描述了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大致走向,认为迄今为止,叙事学研究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新叙事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作家文本或者是类作家文本,中国学者的本土建构依然是经典文本和作家作品,民间叙事的研究近年受到关注,但仍处于观念的倡导和研究的初始阶段,应在关注本土民间口传文本的叙事学探讨的基础上,拓展本土叙事学建构的理论空间。文章认为,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在与官方文化、文人写作的参照比较中,确立民间叙事文本的“民间性”,特别是在一直处于“民间性退行性演变”进程和被“大通约”语言转译过的诸多民间叙事作品中确认“未被污染的文本”,寻找具有民间“元叙事”意义的要件,尤其重要。基于此,本文选择壮族民间史诗《布洛陀》作为主要的分析文本。　　 文章认为,《布洛陀》虽然是书面文本,但作为小区域、小通约语言流传的作品,记音表意的土俗字(古壮字)的记录,不过是口头作品的“固化”,文人写作与官方意识的较低程度介入,使之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民间原生特质,反映了族群的民间文化个性,可视为民间文化叙事的典型甚至典范文本。　　 文章在总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布洛陀》研究概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民间史诗的叙事动力——族群的苦难意识,通过与汉民族的比较,指出,以布洛陀为中心的壮族民间叙事,由于对苦难过程、苦难的自然之源、征服苦难的人类心智的关注,也形成了其叙事上的线性结构、矛盾设置和平衡机制等方面的民族个性。文章还分析了《布洛陀》史诗的叙事语境,重点分析了壮族民间宗教传统对《布洛陀》演述及流布的影响。指出,以巫为主,道释兼容的宗教传统,产生了《布洛陀》等宗教经文的世俗阐释,而“亦道(僧)亦俗”的演述者身份,营造了亦庄亦谐的表演场氛围,同时也就出现了亦文亦野的歌唱性文本。　　 《布洛陀》史诗是壮族诸多民间叙事文本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师公唱本等样式。本文在通过不同类型文本的比较分析,区分了壮族民间抒情性叙事、历史性叙事和宗教性叙事的不同特点和文化功能,从而指出了作为宗教性叙事的《布洛陀》与壮族民间叙事系统中其他类型的联系,由此而揭示其特殊的地位与意义。　　 本文还分析了《布洛陀》的叙事的语式。着重分析了文本中的简单类比的修辞手法与叙事的隐喻性意指、程式化表达的诗性语言与叙事的意象群组合等方面的一般性的口传叙事特点。与以往口头诗学的分析不同,本文没有分析语词使用的横向层面的密度,而是重点分析民间口语的抽绎水平及其对叙述性句式的影响。　　 最后,本文分析了通过对《布洛陀》叙事的解读所得到的民间文化叙事的理论建构的启示。指出,如何通过“未被污染的民间文本”的分析,寻找真正的“民间性”,从而在所面临的民间叙事的“退行性演变”中抢救和挖掘具有原生特质的资源,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意义,对于构建多样文化生态中的小区域、小通约语言的文化发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