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 人们通常都认为主题是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稳定的意义成分。然而它与论题、题材、内容、意义、中心思想不同，总是以形式多样，具有丰富的感性特征和审美意蕴的面目出现，是一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整体表现出来的内蕴的最高的概括，经常伴随着一套习见的意象、母题、套语、人物形象、结构模式等因素出现。 正如普实克批评的，中国古典文学不光在形式方面是高度规范化了的，即使在文学主题方面也一样是如此，这使得中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化创见性少得出奇”。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背叛正是面对这种传统主题体系的弊病而兴起的一场全面的变革。作家须要从联合内容和形式的结合部入手，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与读者，与新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学的文化世界”。这正是新的文学主题体系要做的事。20世纪的文学总主题，是以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组合为核心的母题—主题结构；它有着形而上的主题意蕴，包含丰富的意象和象征色彩，统领着无数中国人对“现代”的文学想象。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四十年代二者都成为这个时期最频繁出现的文学中心意象和创作构思的起点，以此为想象和结构文本的核心，形成面向不同文化论题的文学主题群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十年代也是关于城乡主题的一个大碰撞的时代，一切关于它的精神结晶都在这个时期搅动在一起。围绕着它，作家们动用了各种不同的文体和审美想象力。 第二部分： 四十年代战争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对文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产生的城乡关系的变动，使人们对城市的感觉发生迁移，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母题—主题的对举结构中乡村的地位得到高度提升。这种情况改变了城市作为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哺育面向新生的文学新文学的摇篮的地位。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城市的乡土性就凸现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反观城市时所采取的浓重的道德主义的视角和审视异己的眼光上。农村主题以一种占据道德优势的姿态出现在城市主题的面前。城市主题及其知识分子的“同谋者”在四十年代的某些讽刺性的作品中，落入了历史的“喜剧”的命运。 第三部分： 四十年代的文学主题系统向以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倾向靠拢，大众化、通俗化成为这个时代追求目标，以适应战争的环境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与三十年代热气腾腾的城市氛围相比，四十年代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农村的时代。在解放区的作家，以及左翼作家和民主作家那里，乡村与城市作为文化象征物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对峙关系开始松动 起来；不是解除，而是两者不断被加入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主题意蕴，它们 仅作为独立象征物的特性得到了改变。从文学主题的生成上看，从乡村大 地上汲取原生文化的营养，把它融到理想化、观念化的政治性文学的建设 中去，这正是解放区这个四十年代特殊的政治区域对乡土本地的文化基因 进行改造，以获取进入文学主题体系的资格的途径。 第四部分： 区域政治与地域文化交织下的文学环境，是四十年代文学主题的特殊冬 存在方式。这是本文在勾勒四十年代文学主题整体轮廓时的重点。以沦陷区 和孤岛时期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政治和相关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制约性 的作用是贯穿这个时代的。“孤岛”时期和沦陷以后的上海是个在这十二年 中很难找到自我身份的城市。是战争的喧嚣促使上海更为清醒地认识到自 己的特殊性，也更为强烈地获得了自我意识。地域文化在区域政治下的觉 醒也表现在其他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中。“向民间的口归”成为一部分作家响 亮的口号，“描写真实”，“暴露真实” 的乡村写作同样也是对于日本帝国 主义思想侵略的一种曲折而艰辛的反抗方式。 第五部分： 国统区的文学主题较明显地承接了上一时期的一切文学实践的成果， 是能够代表整个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主潮的一个区域，但它也是一个由最 广大的各种区域文化构成的政区。国统区地域文化和政治区域文化的内在刀 关系，也更为丰富和深刻。四十年代文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要从地方的认同 抵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从乡土农村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提供文 学卜的支撑。作家们开始从章年记忆里的村、乡、镇向更大的，甚至跨越了 个人记忆边界的文化存在进发c一块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在象征的意义上， 等同于一块有待生成的“国域” 文化。萧红，端木敦良，骆宾基，汪曾棋， 沙，吴祖绷，姚雪垠，艾芜；沈从文，王西彦等都致力于从空间和文化含 量上扩展乡土主题，这是四十年代的独特贡献。它在整体的意义上去处理 乡土与人的关系，无论以怎样的风貌出现，都传达了一种面向民族文化的 未来的讯，息。 第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