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不同时期张爱玲文学接受中的“误读”现象,讨论这些“误读”形成的过程、原因,以及对张爱玲文学接受和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探讨这些“误读”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本文所指的“误读”是广义上的误读,不仅包括对张爱玲作品文本的误读,对其文学观念、文学风格的误读,也包括对其它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立场的误读；包括普通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的一般阅读和接受,也包括专业文学研究者、批评家的研究和批评。第一章主要关注读者包括研究者对四十年代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误读”。傅雷用笔名迅雨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从自己的文艺理论出发高度赞扬了《金锁记》而批评了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在张爱玲看来是对自己作品和文学观念的“误读”,因而与之打起了笔墨官司。抗战结束后,张爱玲因为作品发表的刊物问题以及与胡兰成的婚姻关系,在政治上受到了众多误解和指责,并为这些政治上的“误读”再次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但最终自己作品的创作和发表仍然受到了很大影响。第二章结合新披露的史料,试图还原张爱玲在五十年代的创作轨迹,从而探讨《秧歌》与《赤地之恋》后来被过度政治化解读从而成为一种“误读”的原因。通过张爱玲在新中国初期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并担任职务,继而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的事实,还原这一时期张爱玲面对新政权和新文艺观念的彷徨。在此期间创作的《十八春》和《小艾》,出现了较多的政治话语和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表现出张爱玲向政治妥协的创作心理。而几年后在香港写出《秧歌》与《赤地之恋》,政治立场发生转变,其本质不过是这种对政治的妥协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而两部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与四十年代《异乡记》雷同的内容,使得夏志清等人后来对这些作品过于政治化的解读,现在看来实有过度阐释的“误读”之嫌。第三章关注六七十年代“误读”现象的延续,并注意考察它们与此前种种“误读”间的相互联系。张爱玲试图通过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重新回到自己早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向,实际上是一种“反误读”的努力。然而这一努力并未获得成功,“误读”的影响从未消除,此后发表的《色,戒》甚至引来更加严重的“误读”,并致使《小团圆》一再修改终究未能发表。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张爱玲将精力转移到考据《红楼梦》和翻译《海上花列传》上,纠正对这两部作品的“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反误读”。可见,各种形式的“误读”始终伴随着张爱玲的一生,不仅各种“误读”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互联系,而且在不同阶段对张爱玲的文学接受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