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会计的国际趋同一直是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资本流动的日益增加，全球会计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2006年2月15日中国正式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较高评价。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趋同。然而，准则的趋同是否必然会带来会计实务的趋同呢？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这样一个结论。相反，不少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国际会计准则在社会文化环境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本文试图探讨文化对会计影响的模式，以期为会计的国际趋同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简要概括了文章的分析框架。在这一章中，笔者指出，国内对会计文化的研究大都是直接援引霍弗斯特德——格雷会计文化分析框架，并主观地将中国定义为:集体主义、大权距、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以及阴柔的国家。实际上，对这一观点，笔者是持有异议的。　　第二章探讨了有关文化的基本问题。笔者首先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剖析。在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时，笔者将文化理解为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非正式制度”，即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在分析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时，笔者指出文化是制度生长的土壤，对制度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一种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社会制度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采取制度经济学抑或是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文化的核心均被定义为价值观，即对事物的某些状态的一种总体上的偏好。价值观的差异，处于各民族文化差异的核心层次，相较于其他层次而言，价值观的差异较难改变。　　在第三章中，笔者引入了国内外会计学界普遍认同的霍弗斯特德——格雷会计文化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其理论内涵，并重新审视了这一框架的有效性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纠正不少学者对霍弗斯特德文化价值观四维度中最后两个维度（阳刚/阴柔、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的错误理解，并提出中国是属于阳刚及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国家，而不是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阴柔和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国家。由此，中国在文化价值观四维度上的表现与格雷所提四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并不完全相符，也就是说霍弗斯特德——格雷会计文化分析框架并不能被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与会计亚文化之间的联系。　　本文的第四章论述的是文化与中国的会计现实。笔者首先论述了文化对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重要性排序及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接着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及会计实践就文化与会计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剖析。　　第五章，笔者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文化对会计影响的基础模型和两个补充模型。笔者在将社会文化与财务报表物理特征联系起来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对会计实务操作各个层面影响力度不同的观点。　　第六章是全文小结，简要阐述了会计文化研究的启示、本文的贡献、局限性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