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有效评估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胁迫影响,本研究引入环境足迹来表征人类活动的资源消费和环境影响。然而单一的足迹指标只能表征环境影响的某个方面,因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熵值法对环境足迹进行定量集成,从城市、国家和全球三个尺度分析了环境足迹的定量集成和区域转移,以期为产业部门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本文首先基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1997-2012年北京产业部门碳、水和土地足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标准化、熵权化和集成化建立了一个集成环境足迹(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Footprint,IEF)。结果表明,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足迹急剧增加。2012年,第一产业IEF最高(8.32);在研究期间,第二产业IEF增长最大,从0.19增长到6.37。对于第一产业来说,IEF主要来自于土地足迹;对于第二、第三产业,水足迹对IEF贡献最大。IEF有助于识别出资源利用效率低、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产业部门。基于最新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水足迹、碳足迹和土地足迹的卫星扩展,对中国7个区域、3大产业部门和3个时间段的乘数、溢出和反馈足迹进行了评估,在此基础上构造集成足迹来评估区域间的综合环境压力转移。结果发现,环境足迹的乘数效应贡献最大,其次是溢出效应,而反馈效应贡献最小。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是区域环境压力的重要转移者,而一些其他区域,如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则是环境压力转移的对象。研究发现反馈效应对基于国内贸易而产生的环境压力区域转移是足够重要而不应被忽略的。此外,研究识别出了单一环境足迹与集成环境足迹不一致的区域,需要更加重视的是前者较小而后者较大的区域,如华北地区,虽然资源溢出-反馈效应总量不大,但由于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度较低,对当地的综合环境压力较大。本文最后对全球尺度上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6个产业部门能源碳足迹和能源隐含水足迹的乘数、溢出和反馈效应强度及其效应进行了评估。并对其进行集成,来评估能源使用的综合环境压力。结果表明: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转移的溢出效应比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低,中国实际的反馈效应比世界其他国家低,而“溢出效应强度和反馈效应强度”则相反。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规模仍然有限,并表现为相对较突出的外向型经济,使得中国受到相对更大的外部经济影响。此外,美国向中国溢出和反馈的综合环境压力远大于中国向美国转移的。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应该在足迹减排方面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向其他国家所溢出的综合环境压力的相关责任,以促进全球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