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的典籍代表之一,《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文约义丰,思想深邃,其中蕴含的语言、思想、文化之谜,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道”与“德”则是书中通过诸多意象构成的两个总的核心意象。二者是典型的对天人合一的诗意生存境界的理性表达,由于其自身丰富的暗示性和象征性,以及表述的模糊性,为种种积极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生产空间。千百年来,对“道”和“德”的阐述,注家蜂起,从“句读”到“释义”,历代各家皆有不同。不同时期的《道德经》注疏,都针对其时代所力图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其时代思潮在《道德经》文本中的投射。在《道德经》历时一个半世纪的英译史中,也是译本迭出,类型各异。西方对《道德经》的阐释分为三个主要历史阶段：18—19世纪传教士时期的宗教阐释、20世纪初作为对西方思想进行批判的工具性阐释和20世纪末期基于汉学研究的学者型阐释。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译者纷纷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结合时代需求,对《道德经》一书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和诠释。而其书名也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多种译名,经历了一个历时嬗变,在《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高潮阶段,绝大部分译者对中国文化持一种“俯视”的态度,他们依据自身的“前见”和所处时代的要求,对“道德经”一名进行了解释性阐释,主要是将“道德”二字与基督教进行比附,强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就西方人的宗教情怀,从而改变了原文的哲学内涵。其中也有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对“道”这一核心概念采用了音译,但总的说来,这是一个解释性翻译为主的时期。《道德经》英译的第二个时期,恰逢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西方译者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将老子哲学看作拯救西方危机的良药。他们意识到任何言语性阐释都会缩减道德经这一语义复合体蕴含的丰富哲学、宇宙真理,虽然部分译者在“道德经”一词的译名中仍然用各种各样的有宗教色彩的词来移植道家文化术语,但也有译者开始采用威妥玛一翟理斯音译法翻译书名。此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道德经》英译文本,这些生于中国、浸淫儒道文化的海外华人学者,出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图,对“道德经”一词多采取音译,由此开启了《道德经》书名翻译的新篇章。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范式发生了变化,西方学者开始较为公正、客观的对待东方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一种平等对视的态度。此种背景下,音译成为《道德经》书名翻译的主流策略,但其中也不乏基于文化过滤的阐释性翻译。总而言之,《道德经》的书名翻译经历了一个以解释性翻译为主到解释性翻译和威妥玛-翟里斯音译法并存再到音译法为主(多为联合国认可的汉语国际音标法)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文化态度因素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用翻译批评的眼光来观照一个半世纪中《道德经》译名的翻译,采用文化翻译的观点来描述《道德经》译名的文化解读,在当前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聚焦文化和翻译的互动,进而对翻译过程中译者文化态度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做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