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交易因其涉及数额大、影响范围广等原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房价的飞速上涨,商品房买卖引发的纠纷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法院审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在民事审判中也一直居高不下。作为当事人自治安排违约救济结果的工具,违约金酌减规则属于交易实践中极为活跃的焦点。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视角,以九民纪要实施后的判决书为样本,通过检索大量类案样本进行案例统计分析,检视违约金酌减规则的司法适用现状。第一部分,对我国违约金酌减的规范体系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各个规范条文间逻辑关系较为紧密,但由于规定较为零散,仍具有模糊性,易导致法官形成理解与适用上的差异。然后阐述分析违约金酌减案件的案件裁判现状,如诉讼标的、改判与否、案件的审理周期、合同的主体类型、法院支持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法定或酌定的考量因素等,并对裁判中应予关注的现象进行说明。第二部分,通过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违约金酌减案件的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法院在解决这类案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裁判观点的分歧:一是启动违约金酌减的主体存在不同,法官是否能依职权启动违约金酌减仍有争议;二是违约金酌减的计算标准并不统一,进而导致违约金酌减案件中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三是裁判者对违约金过高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存在不同观点,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最后,就违约金酌减中裁判观点的分歧提出完善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纠正违约金酌减规则的适用依职权启动的做法,明确违约金酌减只能依当事人申请启动。法官应回归中立立场,明确其职权界限范围限于释明。法官在对违约金酌减进行释明时,也应持谨慎节制的态度。第二,对各地区内的裁判情况进行类案调研,并根据当地的房地产与经济发展情况将合同约定的合理违约金标准限定在特定幅度内,构建更具体、更具有实践操作性的违约金调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违约金酌减中计算标准无法统一的问题。第三,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应当明确的是违约金过高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不能因为守约方离证据较近,而将证明责任转移至守约方,也不应混淆书证提出义务与证明责任。在迟延履行金钱给付纠纷中,违约方应当提供有关证据,说明违约金数额酌减幅度的计算依据和认定数额不合理的事实。在非迟延履行金钱给付纠纷中,并不要求发散性考虑可能存在的一切损失,只需穷尽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损失。在具体案件中,在不改变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事案解明义务缓解守约方损失的证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