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基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人身危险性大和主观恶性大等理由将其入刑，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因可罚的违法性程度不够而广受诟病。其一，扒窃行为不具有非入罪不足以规制的刑事违法性；其二，扒窃所具有的所谓“人身危险性”仅为潜在，而非现实的危险状态；其三，现今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实现扒窃一律入刑；其四，扒窃一律入罪，不符合刑法的经济性与轻微犯罪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扒窃不宜直接入刑。即便可以入刑，也不应当不加限制地一律入刑。扒窃行为一律入刑，有与刑法的价值观、可罚的违法性和罪刑均衡原则相违背之虞，且带有严重的法律工具论色彩。如今，在扒窃已然入罪的现实状况之下，徒争无益，我们应该尽力将扒窃入罪限制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为司法实务部门提供相对可行的适用标准。主要应从地点、对象、数额三个方面对扒窃进行严格的入罪限定，只有满足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财物属“贴身携带”且值得刑法保护这三个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