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德在宗教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主题上,他关注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教象征现象;在方法上他以现象学与史学相结合,把历时性的材料放到共时性中去研究,探寻他们具有的普遍意义;在诠释向度上,他以宗教人对神圣的体验为基点,揭示生命存在的超越意义。研究他,不仅对西方宗教的发展有一个整体把握,而且他独特的方法以及关于生命超越的诠释向度,对诠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尤其是藏族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神圣意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伊利亚德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宗教史学者之一,他在批判泰勒、弗洛伊德、涂尔干等人的约化论基础之上,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历史的宗教现象学。他一生研究范围之广,时间和地域跨度之大,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他不仅对萨满教、瑜伽等有深入研究,而且对巫术、炼金术也均有涉猎;不仅对印度、伊朗宗教颇感兴趣,而且对非洲、澳洲、甚至美洲的宗教也无所不包,以至于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宗教学者。正因为他这种广博而庞杂的研究,许多学者指出伊利亚德的研究并无一以贯之的中心主题。如果通观伊利亚德的宗教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一看法并不中肯。尽管他研究和涉猎的主题如此之广,但有一中心线索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研究领域,那就是宗教人藉着不同的象征形式达到对神圣的体验,从而摆脱时间,泯除历史,把自身的生命存在上升到宇宙存有论的高度,消解掉现实中的苦难。象征在伊利亚德整个思想体系里是宗教人体验神圣的关键所在。但通观国内外对伊利亚德的研究可以发现,系统、整体的去分析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的研究仍显薄弱。所以本文的目的就是把宗教象征诠释作为他整个思想的一个中心线索提出,从理论基础、逻辑建构、史学特征以及人文关怀等层面去整体把握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体系的构建。首先,在理论基础方面,把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放到宗教研究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他对约化-进化论研究模式的批判以及对奥托等人现象学-史学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方法上采取了现象学上悬搁判断和本质直观的方法,不仅把神圣作为人类意识结构中的一个元素,而且也把它作为宗教一个独特的和不可约化的因素。神圣并不是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它只有藉着世俗之物的象征才能显现。一个象征符号可能包含多种含义,只有用诠释的方法,才能解读象征符号的不同含义。伊利亚德的整个研究就是要把庞博杂乱的象征整合到他的结构模式里,诠释出它们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实现宗教象征由解释向诠释的转变。其次,在逻辑建构层面,从伊利亚德关于宗教人、神显、象征等核心概念着手,分析宗教人通过神显达到对宗教神圣性的体验。神显是辩证统一的,它既是世俗的——从它的存在形式看,又是神圣的——从它的本质看,这就是伊利亚德所谓的神显辩证法。神显的世俗形式就是无数的象征物,它可以是天空、大地、山川、河流,也可以是寺庙、居所、石头、甚至一根木棍。为了使伊利亚德的宗教象征体系更加系统,从纵—形式、横—内在两个方面把他的象征体系重新进行建构。在纵的方向上分为宇宙天空、大地、植物这样的形式结构,横的方向上分为神话、仪式、象征符号这样的内在结构。同时又把宇宙天空和创生与生命超越、大地和滋养与丰产、植物与生命更新联系起来,把神话与原型、仪式与神圣的切入、象征符号与神圣的载体结合起来,对他庞博的象征诠释体系重构,使其更加条理化、系统化。第三,在史学特征方面,从西方存在主义和伊利亚德的生命经历以及他祖国的历史出发,考察伊利亚德的反历史主义的史学观,从而认为他的宗教史学是现象学与历史相结合的一种具有生命体验带入下的非历史优先的宗教史学。尽管他是反历史主义的,但他并不是对历史本身的反对,这一史观也直接影响了他在分析宗教人时不断强调时间的循环,历史的泯除。而且,他的宗教史学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把浩如烟海的宗教材料整合进他所谓的巫士—宗教、神话—仪式宗教和历史—救赎宗教类型之中,进而揭示它们的同质性。第四,在人文关怀方面,从伊利亚德宗教象征诠释所指向的生存论向度回答他诠释的落脚点。他把神话作为人类存在的原型放到宇宙的存有论高度,分析人存在的一种宇宙论模式,即一种神圣的、超越的乃至向死而生的开放生命存在,与当时的存在主义思潮那种“悲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对藏族文化符号个案分析,把伊利亚德的历时与共时、结构与形态、意义与超越等宗教象征诠释的方法、向度与理论进行应用性探究,以期在后期对少数民族的象征符号研究过程中有一独特的理论以及方法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