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白话和文言是中国古汉语中两个并列的语言系统,自秦汉以来,文言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中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是主要书写语言,而民众平时的口头语言则是白话,因此形成了书面语与口头语长期不一致的情形。19世纪末,随着时代的剧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开始主张“言文一致”,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来启瀹民智、挽救民族危亡,进而在晚清时期发起白话文运动。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并将起始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推向高潮。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训令各省区:“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至此,白话作为一种书面语正式获得官方认可,取代文言进入国民教育体制并渐居正统地位,彻底结束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标志着历经晚清和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基本取得胜利。对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把功劳归功于陈独秀、胡适等民间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认为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进而在一些习惯性思维下,对于政府的作用则相对漠视。应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政策、法令是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的风向标,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远比文人墨客发挥的作用直接。在某种意义上,在野者固然重要,在朝者也需要在场。可以说,如果没有北洋政府的认可、支持或说站台,以白话文领衔的新文化运动不会开展的这么顺利。出于宣导政令、开通民智等因素的考虑,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创办白话报刊、颁布白话布告及白话浅说、出版通俗教育书籍、开展通俗讲演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运用白话的行为,都极其有效地提高了白话的社会地位,增加了白话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度,为白话文的普及提供了政府层面的支持,并且在国语运动的开展过程中,被倡导白话的政府体制人员所征引,为白话文运动保驾护航;而政府对白话这一书写形式的认可,对于民间创办白话报刊、发展白话文学等白话实践活动采取的相对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实际上是整个白话文运动能够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府主导、民间精英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国语运动,倡导“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则又直接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最终胜利。这些都成为北洋时期白话文运动顺利开展的官方资源。虽然北洋政府为了白话的传播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对于白话这一书写形式,政府内部并非众口一声的支持或默许,围绕白话文的存、废问题,政府层面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的。民国成立后虽万象更新,但不久便迎来了袁世凯的复古专制统治,发端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以及刚刚兴起的国语运动在此一时期处于沉寂状态。在袁世凯统治覆亡后的1916年至1922年秋,因开明人士在政府中占大多数,同时也是顺利开展国语运动的需要,虽然政府内部偶尔出现反对白话的声音,但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白话文运动总的趋势是积极向前发展的。而在白话进入小学教材获得官方认可后不久,一方面,白话文自身“不美”“不简洁”“品位低”等弊端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提倡白话也造成社会上人人可作文章,损害了保守派的切身利益。因此,从1922年秋季开始,政治上的复古保守势力便开始以行政命令式的实际行动反攻白话文,形成复古思潮。1925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复古思潮达到顶峰,同时在北洋政府内部围绕白话问题的争论也日趋激烈,黎锦熙等人积极捍卫白话文在国语运动及白话文运动中所取得的既得成果,同复古保守势力做坚决斗争。而在以往的观点中,对于此一时期的复古思潮往往进行笼统的批判,认为这一思潮的出现是逆历史潮流的,但是任何问题的出现都必有其原因,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将其置于时代的背景下,在合理地分析、看待复古思潮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和反思白话文自身所具有的弊端,促使白话的自身演进与提高。总之,北洋时期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民间的力量虽不可或缺,但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本文将以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方面的《政府公报》《教育公报》、地方政府方面的《奉天公报》《安徽公报》《福建公报》等机关刊物以及报刊史料和已出版的档案史料为主要史料来源,辅以其它资料,充分挖掘北洋时期政府积极主动运用白话的举措和实施意图,以及政府内部关于白话文的争论,深化此一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一问题涉及政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也能为当今社会政府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当下的文化管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