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基层的统治与管理,仿照元代社学体例,以“训迪童蒙,化民成俗”为目的,在全国各个地方兴建社学,对乡村学童进行启蒙养正之教,而社学之教师,即社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推动着社学的发展。第一章主要梳理明代社学的发展脉络。明代的政治更迭频繁,社会经济发展较复杂,受不同统治者教育政策的影响,社学的发展一波三折,时起时伏。总体来讲,社学始建于洪武时期,且蒸蒸日上,然而自洪武后期,社学数量逐渐减少,直到永乐至宣德时期陷入沉寂;正统时期社学得以重新振作,并设置了提学官,极大地推动了社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因此嘉靖至万历时期,社学发展情况得到改善并步入正轨。此外,由于明代地域辽阔,社学的空间分布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设立社学的记载。不同地区设立社学的数量也有很大差异。第二章主要讲述明代社师的择取。择师标准上,遵循“学行可为师范者”这一理念,选择学术明正、行止端方的人为社师。择师方法上,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由地方推选或地方官员主动聘请,二是由地方官考核选拔,这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师队伍的质量与水平。社师的社会来源较复杂,主要包括儒士、生员、童生与致仕官员等,择业原因也各不相同,大部分是出于“救贫”、“济读”的原因,但也有因造就后学、施善乡里之意选择社师这一职业。第三章旨在分析明代社师的教学活动,通过分析魏校、黄佐、吕坤等人对社学课程设置主张,来描绘社师的日常教学之实态,从中可以了解到社师日常教学活动的烦琐,从侧面也可以看出社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辛苦与不易,并且日复一日、身体力行地承担起了“启蒙”与“养正”的社会责任。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则是以“体罚”为主,突出了“严师出高徒”的基本教育理念,同时王阳明也对“体罚”这一管理方法进行揭露,批判与指正。第四章介绍明代社师的日常生活。明代社师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束脩,其束脩的来源方式较复杂,大致包括官方提供和生徒之家合力提供。束脩的内容多种多样,既有笔、墨、纸、砚,也有粮食或金钱,还有一些地方会设立“学田”,以“学田”的收入作为社师的束脩。这些束脩尚不能满足社师的基本消费需求,有一部分社师出于当地名士,得到较好的待遇,生活足以自足自养,但是大多数社师仍然家境贫寒,生活窘困。许多社师性情高洁,施善邻里,济困扶危。明代社师的社会交往也较为宽泛,主要包括与地方乡民、地方政府和其他士人的交往。第五章着重论述明代社师的社会功能。社师作为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具有师范乡里的人格魅力,成为联系乡民与官员之间的纽带,一方面,社师传达着政府的意志,施教化于下;另一方面,社师反映着民间的疾苦,言民瘼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