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更加高效、专业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董事在公司经营与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公司董事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为了能够促使公司董事谨慎行使权力,防止因权力行使不当造成公司财产损失,我国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的过程中引入了董事勤勉义务制度。勤勉义务制度的引入是我国公司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对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适用性不强。通过梳理关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规范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关于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董事勤勉义务的概念,同时也没有对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以及具体行为类型进行明确规定。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相混淆、认定标准不统一以及商业判断规则定位不清晰的突出问题,极大影响了董事勤勉义务制度作用的发挥。恰逢我国目前已将公司法修订纳入立法计划,在修订公司法的过程中应该对董事勤勉义务的概念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认定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标准以及具体行为类型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充分发挥董事勤勉义务制度在指引董事规范行为,防止董事滥用权力以及维护公司正当利益方面的突出作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是董事勤勉义务产生的基础。关于公司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目前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信托关系说、代理关系说以及委任关系说三种理论争议。在董事与公司的关系问题上应采用委任关系说的观点,其不仅契合“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而且符合董事勤勉义务制度设置的目的。关于我国应否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学术界存在赞成说和反对说两种主张,商业判断规则是成文法未对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认定标准进行明确规定下的产物,我国完全可以后发先至,在立法中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进行明确,无需再引入一套商业判断规则体系。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也是域外国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只有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做出准确认定,才能够充分发挥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作用和价值。域外立法以及司法中关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主客观相结合标准三种做法。通过对这三种认定标准域外运用的考察,主客观相结合标准不仅与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水平、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客观标准、主观标准的不足,更有利于实现实质公平。我国应该在立法中明确以主客观相结合标准作为认定公司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的标准。董事勤勉义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适用,不仅依赖于明确的抽象认定标准,还依赖于通过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方式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认定标准进行细化和具体化。在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具体认定上,应从董事是否按要求出席董事会会议、是否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状况、是否谨慎做出商业决策、是否积极进行监督、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能力以及是否依法进行信息披露等行为类型上判断公司董事是否构成对勤勉义务的违反。此外,在具体判断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时,还要将董事所在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规模、董事在公司的实际地位、董事的专业背景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几项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的认定公司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进而切实维护董事与公司的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