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各国均面临的难题。我国“药占比”明显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值,因此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期望通过实施“药占比”政策,控制药品费用在医疗总费用中所占比例,减少过度处方,促进合理用药等,达到降低药品费用和医疗费用的目的。而随着“药占比”政策带来检查费用的上涨、36种谈判药品难以落地等问题的出现,需要进一步对“药占比”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及评价“药占比”政策实施效果。首先,本文从国家药品和医疗服务相对价格差异理论的角度,采用2006~2015年OECD数据库,2008~2016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药占比”和工资数据,构建横截面数据模型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平均工资对“药占比”影响的国内外趋势。而在忽略“药占比”变化规律下我国实施了“药占比”管制政策。本文第二个研究内容是采用2008~2016年我国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福州、重庆6个城市基本医疗保险三级医疗机构住院记录抽样数据库,以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胆囊炎(手术)以及急性心肌梗死5个病种为例,分析2008~2016年样本患者住院医疗费用、各住院费用明细以及住院费用构成的变化趋势,分析我国“药占比”控制政策对住院医疗费用的影响。最后,以医院使用高价谈判药品为例,结合专家访谈,分析“药占比”控制对医院用药行为的影响。从而全面评估“药占比”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药占比”与平均工资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后续对“药占比”政策进行调整时,应该考虑平均工资的影响。“药占比”控制对药物治疗为主的疾病影响较大,控制了药品费用和医疗总费用的增长。对手术治疗为主的疾病的医疗费用没有产生预期影响。不同类型疾病、同一类型疾病不同治疗方式有着不同“药占比”,不能采取“一刀切”式的指标管理。为解决“药占比”控制对医院使用高价谈判药品的影响,可以采取谈判药品不纳入“药占比”考核和采取社会药房供应谈判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