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清末民初具有政治家、文学家、律师、报人等多重身份的人物。作为颇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其从事报刊事业的40余年正是中国近现代报刊转型过渡期,其所创办或参与的大部分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成为标志性历史坐标。作为报人,章士钊运用报刊建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时呈现的报刊思想是本论文研究重点。本论文的研究主线为章士钊的报刊思想如何徘徊于学术与政治话语之间。围绕这一线索,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报人章士钊在形成自己的报刊思想的过程中,如何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互动,不同知识分子圈之间有何区别,章士钊对这些知识分子圈产生何种影响,其自身又受到什么影响。通过对章士钊与近代知识分子圈的互动研究,能够呈现出章士钊报刊思想变动脉络及部分变动原因。第二章侧重研究章士钊在《甲寅》月刊期间如何建构政治话语,作为报人的章士钊如何实现《甲寅》月刊的话语独立,如何通过该杂志为自己的政治话语寻求学理支撑并且建立起著名的“甲寅派”。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反映其建构政治话语的报刊思想。第三章与第二章成并列结构,着重探讨章士钊如何以《甲寅》周刊为阵地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摇旗呐喊。在这一章中,首先分析报人章士钊坚持学人论政而反对文学革命的深层原因,其次研究其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转变原因及报刊思想的转变。最后则对《甲寅》周刊与《甲寅》月刊进行对比分析,反映报人章士钊受政治话语及学术话语影响,其报刊思想中的变与不变。第四章为结语部分,主要对前三章的研究内容进行逻辑整理,呈现出章士钊作为报人,在学术与政治话语下的报刊思想是什么,有什么变化,有哪些没有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章士钊在清末明初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在与其他知识分子交流互动过程中逐渐发生转变,由最初的传统文人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逐渐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接触到西方教育。章士钊曾经留学日本、英国并多次去西欧游历,对于西欧先进的政治学说接触较多,拥有独到的见解。第二,流动性较大,自章士钊从湖南老家出来之后,较之以往的士大夫,主要趋向于上海、北京、广州这些都市中心,乡土观念薄弱。第三,章士钊与政治的紧密程度较高,这一点与同时代的报人具有较大区别,民国初期的政坛更迭,章士钊一直与执政方联系较为紧密。报人章士钊与不同知识分子圈进行交流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受他人影响发生较多转变,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他所交往的知识分子圈。首先,章士钊一直在不同的知识分子圈中穿梭,与知识分子圈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苏报》时期知识分子圈主体是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提倡排满革命的知识分子；《甲寅》月刊时期则主要有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倡导‘调和论‘的知识分子；《甲寅》周刊期间则主要是一些旧式文人宣传旧文化不可弃。其次,知识分子圈形成方式各异。《苏报》时期知识分子圈主要以爱国学社为核心而形成,具有较大团体性；《甲寅》月刊时期主要通过章士钊的个人影响力聚集在一起的,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均为章士钊私交好友,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再次,章士钊在不同阶段扮演作用也有所不同。在最初,章士钊学习、模仿其他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排满革命的宣传活动以及暗杀行动以获得身份认同感；在《甲寅》月刊时期则居于主体地位影响李大钊、黄远生等人；在《甲寅》周刊期间,章士钊与以往同仁不断论战,走向反方向。作为报人,章士钊借助报刊进行政治、学术话语表达,尤其是通过《甲寅》杂志宣传政治学说,为政治思想寻找学理支撑,在这个过程中,章士钊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章士钊将“报人”进行了另一种阐释。在运营《甲寅》期间,章通过刊载精英倾向的广告、扩大发行量、编辑与发行剥离等方式实现基本盈利,保证了自己的话语权独立,实现了“独立论政”；通过建立稳定的编辑队伍、设置与读者相互沟通的“通信”栏、严谨的逻辑文风将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阐释自己的调和立国思想,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民初政治建设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