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未制定过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直到2017年6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才对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为探究其在司法适用中的落实情况,对在我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的121个申请重复性供述排除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适用率低,启动程序不明确、法院对重复性供述排除不彻底、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的证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也反映出了,立法上对重复性供述的“诱因”行为仅规定了刑讯逼供这一类非法取供行为,存在着排除范围过窄、认定标准不明确、不详细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建议要从立法规定上进行完善,具体包括应当拓展“诱因”行为的范围,将严重威胁、非法拘禁等严重非法取供行为所取得的重复性供述也划定在排除范围之内,并通过规定明确的证明机制等方式,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排除无依据”等难题。另一方面,建议将对排除规则中“例外情形”的判断以及对重复性供述“自愿性”的审查,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值班律师制度、认罪认罚制度、驻所检察官制度等相结合,以保证被讯问人作出重复认罪供述时的“真实性”与“自愿性”,进而实现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