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中游地区上古时期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的地区。什么样的历史变化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由于这里小国林立，族群众多，而留下的资料相对较少，造成许多相关的历史之谜，其中最基本的都邑变迁与历史地名方面就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我们选取其中一些较为重要者作考证性研究。　　 第一章，系统搜集文献与考古方面的资料，对上古时期淮河称谓变化情况以及中游地区湖泽变迁进行了讨论，初步弄清早期淮河中游有一面积广大的湖海，称为“淮极”、“淮海”、“海”、“豫章”等，迁入的夷族人群大都围绕着大湖区展开，而淮河，不同族群给出的称谓也不一样，称“匯”、称“淮”、称“江”等体现了与西部华夏族、东方夷人以及进入淮域南方人的关系。　　 第二章，将周初封建微子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对照，再结合周伐商过程中微子的所作所为，文中提出微子初封于孟诸之泽的旁边(北亳)，到微子的侄子、微仲之子稽时，因为形势变化而改封于宋(商丘)，所以稽第一个称宋公，从而廓清了商周之际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些迷雾。　　 第三章，名相管子故里在哪里?说者甚多，但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为研究者所关注，我们搜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对管子故里颍上县说进行了系统论证，指出“颍上”地名《左传》已经出现，而且就在颍水下游，从《左传》到乐史《太平寰宇记》，管仲为今颍上县人的记载前后线索清晰，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些旁证资料也足为参考。　　 第四章，钟离国历史过去因为资料太少而很少人关注，结合新出土的墓葬资料，文中对相关于钟离国的历史资料、族氏称谓与春秋时期历史变化情况进行搜罗考证，并提出钟离国墓葬的年代可能要早到春秋中前期，比学者们通常认为的春秋中晚期要早一些。　　 第五章，芍陂始建问题历来争议较大，结合包山楚简与清华简资料可以确定战国中期以前这里已是楚王专属的经济区，称为“啻苴之田”，楚王在此建有养马场，而春秋后期楚灵、昭王已在此设立马政也有迹象可寻，那种认为芍陂始建于战国后期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　　 第六章，钱穆先生提出战国时期宋国迁都彭城的意见为学界普遍接受，查钱先生提出的十余条证据没有一条是直接的，都为推测之论，对于古文献中直接说到战国时彭城属楚、属齐的材料也没有提出很好的解释。通过对钱先生有关论述之逐一辨析，及诸多反证之综合研究，我们认为宋都彭城说实不可取，比较而言迁于相城的可能性要大些。　　 第七章，楚考烈王十年自陈城迁于钜阳，见载于《史记·六国年表》，但现代很多学者以楚迁陈后数十年间平安无事、无需迁都而否认之，实则《韩非子》、《战国策》等文献明确记载魏国此时于陈城周边三败楚军，对楚都陈城形成包围态势，楚王不迁都无以自安。迁都不久楚王改封春申君与筹建新都寿春的考虑，也能说明匆忙迁徙后的一些情况。惟是有关资料过去未能为研究者所注意。　　 第八章，文献记载上古有一衡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地理位置一般认为在湖南省南部，即今衡阳市的衡山，但是《禹贡》荆州地界的物产、山川除衡山外没有是在长江以南的，导山章岷山-衡山-敷浅原的山系走向也说明远在湖南的衡山(上人谓之“岣嵝山”)与它不成序列。将先秦时期关于衡山的所有文献加以对比可以看出，除《山海经》中个别衡山在河南省外，其余都是指的大别山东部的衡山，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潜县天柱山，文献记载大禹曾巡行此地，周边发现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遗物也可以与之对证，“江淮走廊”是古代中原南进江南的主要通道，而这里正是彼此联系的桥头堡。　　 第九章，作为楚汉之争最后决胜之地的垓下之所在，学术界提出四种不同意见，但缺少综合比较研究，山川形势的考察也有失误，我们将《史记》、《汉书》记载的战争情况与四个地方的地形特点加以比较，说明这场战争的核心地点即垓下聚只能在今沱河以北灵璧县东南宽广的原野上，沱河南岸发现的汉代汶县城遗址进一步说明战场不可能在城里，四十余万人马的冲锋陷阵不可能在一个小县城内展开，而《郡国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以来各种地志记载也都明确指向今灵壁东南地区，与我们的分析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