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开端，它们第一次将如何建立一个新政治体的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开端，革命以及与之共属一体的建基行动必然要面对内在于一切开端的恶性循环问题：既然是开端，那么它所依据的原则从何而来?如若无原则，开端如何又能确立原则?这一问题如果被放置在近现代政治经验的背景中看，就是现代政治如何自我奠基、如何重建权威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政治思想家阿伦特相关义本的解读与分析，对政治领域中有关开端与原则的恶性循环问题进行考察，并指出，阿伦特借助美国革命的经验讲述了一个开端与原则互生的故事，将这一所谓的恶性循环转变成了原则借助开端行动从隐到显的解释学循环。　　 由于内在于一切开端之内的恶性循环首先表现为制宪权的正当性问题，因此，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对制宪权概念进行了一番探讨，接着将与制宪权相关的问题放回它们所源出的“西耶斯恶性循环”语境之中进行了考察，并以此初步讨论了西耶斯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及这一循环的重复再现。　　 第二章通过考察阿伦特如何回应和解决这一西耶斯恶性循环问题，在一个更为具体的背景下进一步展开了对制宪权正当性问题的探讨。本章首先考察了阿伦特的革命概念，指出阿伦特所重新界定的革命的实质在于建基，即制宪，在于开端一个长治久安的自由政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任何政治开端所必然遭遇的制宪权之正当性问题。按照阿伦特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两条路径，诉诸一种绝对开端或诉诸一种相对的开端。前者为法国革命者的选择，结果导致了革命的暴力和不稳定性，使得法国大革命最终陷入“不断革命”的境地，因而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体。而美国革命者们则凭借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经验所形成的权力原则，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成功地化解了内在于西耶斯恶性循环中的这一大难题。　　 虽然阿伦特从美国革命的历史政治经验中发掘出了解决任何开端所面临的关于制宪权的恶性循环问题，但对于一个稳定的自由政治体的建立或日世俗政治权威的确立之现代政治的使命而言，这还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而已。在现代世界，一个政治体是否稳定具体体现为宪法这一政体的压舱物是否具有权威，换言之，宪法的权威的来源何在?在从制宪权的正当性问题过渡到下文即将阐述的宪法权威的来源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理解这一过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阿伦特关于行动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论论述恰恰提供了一个深化理解的视角。因此，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将关注的焦点转向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因为革命之开端本质上就是一种行动，而对行动概念的深入考察将会表明，行动不但需要一个行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境遇性的世界，并且世界的持久性正是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而维持世界之持久性和稳定性之最重要的因素正是权威，是故本章最后一节将介绍阿伦特所區分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权威模式。　　 第四章考察新政治权威的建立。权威是世界稳定性的要素，因此，革命者们在建国之际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树立一种世俗的权威，克服内在于一切立法活动之中的恶性循环。本章首先通过对西耶斯与法国革命者的批判阐明权力与权威分离、以权威来驯化权力的必要性。权力和权威的分离意味着西耶斯恶性循环其实包含两重循环，其一是我们在上文中所论述的权力的来源即制宪权的正当性问题：其二则是法律的来源即宪法的权威问题。对于后者的解决，美国革命者在理论上和他们的法国同侪们一道诉诸于一种超越性的权威，但幸运的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将权威定位在建基行动之中，换言之，开端即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开端是一个绝对的开端。建基行动毋宁被看作是一系列行动，它们先于革命就已经展开了。开端和原则都植根于更为久远的过去之中。因此，所谓的西耶斯“恶性”循环其实只是一个解释学循环，即殖民地经验中的原则和精神由隐到显、通过革命显白化为宪法的过程。本章最后指出，宪法的权威在制度层面上被安置于联邦高等法院，而联邦高院的释宪活动正是对权威的扩展。　　 结语部分首先指出，就本文所提出的政治开端中的“恶性循环”问题而言，美国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它在实践上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共和国，解决了任何现代政治开端所必然遭遇的两重恶性循环即制宪权的正当性和宪法权威的来源问题，使得所谓的“恶性”循环最终呈现为一个解释学循环，但这场革命仍然只能被称作一场“成功了一半的革命”。究其原因，在于就革命的真正使命——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自由政治体而言，美国革命确立了一个稳固的政体，却没有为产生这一政体的自由的政治行动提供一个公共空间，没有提供一种持久的制度以保存革命之精神，革命精神的宝藏失落了。阿伦特的著作正是通过理论化和概念化的记忆来试图从遗忘和逝去中拯救这一宝藏，使美国革命那些成功的政治经验成为照亮人类政治变革的一丝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