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国企改制的大潮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千千万万国企职工的利益在改制中受到了直接地影响。改制中无论是否下岗,国企工人普遍遭到了“生存危机”。和由于腐败等因素而带来的不平感。如果按照“不平则鸣”的说法,数以千万计的遭遇改制、下岗的国企工人应该会使世纪之交的中国变成难以想象的局面。然而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工人普遍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全能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打破民众的横向联系并且减少身份以及地理的流动——使得社会上的个体原子化,以避免个体之间连接起来挑战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个体的自主性以及传统文化中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关系依旧存在。
　　这样“原子人”并没有出现,相反的,这个正式制度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分子人”的存在。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外界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种“有限的横向联系”构成了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工人倾向于采取集体沉默,即使发生了集体行动,范围也很小。“有限的横向联系”的存在是在国企改制中遭遇大量下岗的工人没有大范围的行动,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稳定,改革进程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稳定机制。同样也是在全能主义政治下,各级单位和行政组织成了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代理人。国家通过各级代理机构和代理人避免与民众个体直接接触。工人若采取集体行动针对的先是本单位,后来是各级地方政府,但由于改革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各类补偿标准也在国家层面有统一的规定,因此无论找到哪一层,解决效力都是有限的。在若干次行动过后,工人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而且那些“闹”得很凶的工人有的被周围的人看作“没有能耐”,并有可能遭到报复。于是工人就转向了其他途径解决——如转向个体行动靠人际关系寻求帮助等。因此工人最终倾向于集体沉默,即使发生了集体行动,除了个别情况之外,也都是发生在底层。而各级单位和地方政府作为一种“有效的纵向缓冲”,减轻了改制带来的工人对与改革本身和体制的冲击,保障了整体的稳定。“有限的横向联系”与“有效的纵向缓冲”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产物,使得遭遇改制和下岗的工人倾向于采取集体沉默,即使发生了集体行动,也是低层级、小范围的。它们是在改革进程中使得社会整体稳定的两个重要的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