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学界兴起了“文化转向”的风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其研究不再局限语言学范畴,而是侧重文本与外部世界、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操纵学派应运而生。作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安德烈·勒费维尔）提出“翻译操纵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操纵与改写,其中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者是影响和制约翻译的三大操纵因素。在这三个要素的限制下,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或策略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纵观前人研究成果,对比不同历史时期文学译本,探索翻译的文化转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不同的译文出版近二十种,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试图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外首译《骆驼祥子》翻译家伊文·金译本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施晓菁译本为对比样本。基于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从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者三个角度,通过对比两人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以及在词汇、句法和文学风格三个层面上的语言选择,探究两译本是如何被操纵理论中的三要素所操纵的,以及如何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实现翻译的文化移植。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论文结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文献综述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操纵理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出发,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以探秘翻译中的文化移植。最后一章为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发现、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概括总结。研究发现,伊万·金和施晓菁两位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及个人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者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原作版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及整体译文风格的构建。伊万·金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施晓菁则更青睐于归化翻译策略。伊万·金采用《骆驼祥子》的原始文本,并将小说改写成大团圆结局,以满足美国读者的心理期待。以传统的翻译标准来评价伊万·金翻译质量,该译本并不符合“信”或“对等”的基本要求;施晓菁选择的是《骆驼祥子》的增订本,译本忠实于《骆驼祥子》增订本的主旨。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者等因素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网”,共同操纵着译者的词汇、句法和文学风格,从而在翻译中实现文化移植。本研究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应该关注译者的身份。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借船出海”是一个思路,但“中西合璧”也许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