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经历对作家严歌苓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文工团”的写作几乎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文工团”书写的个人化特点和创伤性经验的呈现即反映了个人经历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严歌苓笔下,作为一个特殊历史场域的“文工团”在特殊年代呈现出一种悖论性质:从空间功能上看,文工团既承担着特殊时代的宣传使命,又是文艺兵们展现芳华青春的大舞台;从场所性质上看,它既是革命精神的承载者,又是团员们追求艺术精神的文艺场所;革命性的内核与文艺性的外核在特殊时代中不断碰撞着;另外,文工团作为年轻文艺兵们情感萌动的场所,在特殊时代组织纪律的规约下,充斥其中的情感、欲望也处于一种既充盈又匮乏的状态。严歌苓对集体主义的书写经历了一个由认同到怀疑,再走向逃离的过程,在集体主义的规约下,时代病症在文工团这个集体中有着较为具体的反映,她透过“刘峰”的被“误读”和“何小曼”的悲剧命运,揭露时代病症对底层人物生活的巨大冲击。在“新伤痕文学”的对照下,《芳华》虽续写了新旧伤痕对文工团员的双重伤害,但也在现时和过去的对话式书写中,尝试疗愈、重建“爱的哲学”。叙事流变中的“文工团”书写展现了严歌苓对叙事艺术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并在对“元情节”的多次同题异构中呈现出“文工团”经验的再生性叙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