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系列金融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因此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出台，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监管约束，我国也迅速推出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方案和执行计划。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着重研究资本监管约束这一变化如何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影响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资本监管的发展历程，分析了2011版资本监管协议与2007版资本监管协议的差异。接着从理论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分析得出资本监管约束规则的变化通过影响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及银行信贷期限结构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传导途径与最终效果。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对柯孔林(2013)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加入存贷比约束和挤兑成本，研究了资本监管通过改变银行信贷规模和银行信贷期限结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内在机理，引出四个相应命题并论证了四个命题的实现机制和传导过程。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章运用18家银行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同时通过总量分析研究了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通过运用VAR脉冲响应模型研究银行信贷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发现，2011年监管当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办法》的颁布导致了我国银行信贷整体行为的变化，银行为达成资本充足率要求一定程度紧缩了信贷投放，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变动方向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方向相同。由于《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办法》提高了长期贷款消耗银行资本的比例，使得银行长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权重进一步降低，而长期贷款的下降，会降低经济实际增长的内在动力，短期贷款的增长，会对于物价水平造成显著影响。最后，论文建议我国有序稳健地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中国实践，增强银行补充资本的多元化渠道，强化央行和银监会的合作，有效实现我国银行监管的宏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