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尚用的强大王朝，更是中国文章体制渐趋成形的时期。扬雄是此期间在多方面皆有杰出贡献的士人。在一个重视政治事功的王朝，扬雄身在政治中心却用力于著述，其写作广涉诸体影响广布诸域，他的著述择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往往与政治气候的变化相呼应。本文将从扬雄著述之体的阶段性弃择入手，考察其对著述之体的选择动机与政治脉搏变化的呼应，以窥视在文体渐备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与士人著述的关系之一面。　　全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以对扬雄所处时代的文体观念发育状况，扬雄的著述择体做了简要梳理和概括为出发点，着重考察了扬雄文章时期著述和扬雄文学时期的著述诸体选择。　　扬雄文章时期的著述最具文学性，是其后世文士之名所从来，但显而易见的是其择体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本文考论了他在文章时期选择两种代表文体——骚体、大赋——的不同动因。扬雄文学时期的著述诸体在其《自序》中受到扬雄的差别待遇，本文从此差别入手，依次考察了扬雄文学时期显而扬之的著述之体与默而抑之的著述之体各自不同的著述动因，从而展示了扬雄著述择体的复杂状况及其与时代的密切互动。而扬雄著述之体从“文章”到“文学”的转折更是意味深长，在成哀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与扬雄的人生选择的重大转折，扬雄著述之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章”到“文学”，所以本文以郭绍虞先生对“文章”与“文学”的辨析为基础，对这个重大转折进行了专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