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序幕，五四使无数后人在寻找心灵家园之时，常常返回五四。奥德修斯经历二十年的艰辛才回到故乡，克利斯多夫走完一生的时间才完成他的华美乐章，然而，返回五四的人们今日却仍在途中。 “五四运动”作为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多年，然而五四精神却从未被彻底湮没。人们老生常谈说中华民族的上个世纪是一个灾难重重的多事之秋，但是从不愿彻底反省。可是，这怎么能够是一个“难”字了得?恰恰相反，随着人们视域的扩展，对这段历史的情感和兴趣有与日俱增之势。“五四”所面对的课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没有超出其内在之范围。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中“当代”并不是时间或历史学上范畴，而是思想史(或哲学)上的概念，“当代”是“过去”和“现代”在人们心灵里的融合，其反射到人们的生命至深之处，产生回响。于是，对于人们来说，生命中本来包含着历史，历史形成人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以说，现代中国人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均源于此，至少是经过五四的激流锻造和洗礼过的。 所以，一方面谈论五四运动并非就史论史，而是认识的视域融合、分析，这样更能丰富我们今日的思想。然而，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在西学东进的大环境下的历史活动，语境的变更使其参照系由单纯的传统文化转变为更丰富、同时也更繁复的东西文化的交融方面。可以说，五四启蒙在内在的理路上与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是由于东西文化的传统差异，使五四启蒙和西方的近代启蒙之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的语境基本上是以西方为参照的。这使得我们今日在使用一些概念时，不得不处处小心，如果不假思索的引用概念，非单不能使问题显出真正面目，反而使我们更加远离所讨论的问题。 另一方面，追问五四，返回家园，并不是确定千秋不易的真理，而是基于今日的生存之需要。所以，对五四的再理解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它的“批判”。此处的批判不是“否定”、“打倒”之意，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即“研究”、“分析”之意。 “科学”是五四启蒙的最为坚实、最为辉煌的内涵之一。作为五四的科学，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如果谈科学而忽略西方对科学的理解，无疑等于寻找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时，五四启蒙中的科学权威的建立与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休戚相关，不可分离。可是，“科学”乃至“五四启蒙”在何种意义上完成了它本然的使命，也就是说，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性的道路上，他们究竟走了多远，是必须认真讨论的。这构成本文的三大部分，所以，我们今日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启蒙是完成了的吗? 这样说来，与其说是我们向五四发问，倒不如说是五四向我们提出了当代必须回答的问题。套用康德的一句话，五四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战场”，面对五四的拷问，置身“战场”中的心灵是否同样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