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1924年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说部丛书》是我国近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翻译小说丛书。这套丛书与同时期其他书局出版的同类作品比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更胜一筹。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引以为傲的是其教科书出版与古籍整理两大成果。也正是这两者成就了商务印书馆蜚声中外的“金字招牌”。至于该馆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的大量单行本小说，因社会意义并不如前两者明显而常年来备受冷落。基于此种情况，本文将以《说部丛书》为讨论对象，通过对该丛书在基本面貌、形式特点、编译队伍和作品个案等各方面的梳理，努力将其全貌大致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以期唤起研究者们对这套丛书的关注度和注意力，重新界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意义。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从清末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变化入手，分析连年战乱尤其是甲午海战对于中国文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商务印书馆的崛起与发展理念。同时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意义和文章结构等。　　第二部分起为正文内容。第一章首先探讨单行本小说与报刊连载小说之间的区别，分析各自利弊，认为单行本小说具有质量稳定、篇幅自由、携带方便等诸多优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报刊连载小说的成熟体。作为单行本小说集合体的《说部丛书》也集中体现出了这些优点。其次，通过对大量原始文本、广告和书目资料中的记载进行整理，将《说部丛书》的范围基本厘清，认为《说部丛书》系列分“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两种，至少包含309种小说。若按照“每编则一种”的传统计算方法，则至多为324种小说。既非“六种形式共340种小说”，也非“两种形式共322种小说”。　　第二章讨论《说部丛书》的形式特点。首先，清末“小说界革命”的兴起直接为中国引进西方翻译小说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新小说”势必要与“旧小说”划清界限，小说分类标示的风潮便迅速吹遍大江南北，《说部丛书》系列也涉及其中。但这种分类其实是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一种促销手段。这种手段有一定的时效性，当社会环境变化之后，分类表示的方法也因“过时”而为商务弃之不用了。其次，作为专门收录欧美翻译小说的丛书，《说部丛书》有明确记载国别的作品共有270余种，来自12个国家，另有50余种国别不详。其中英、法、美、日四个国家的作品收录最多，而日本作品仅存在于《说部丛书》的前两集，从第三集始便都是欧美小说的天下。再次，《说部丛书》系列收录作品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从提倡“爱国新民”的政治教育意义逐渐向“消闲娱乐”的日常休闲功能所转变，直至1924年该丛书停止发行。　　第三章为《说部丛书》的个案研究。本文分别选取《说部丛书》第一集中“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代表作——《佳人奇遇》、《梦游二十一世纪》和《补译华生包探案》三部作品，探讨最先被引进我国小说界的三种西方小说类型是如何在清末民初影响我国小说创作和塑造读者阅读兴趣的，并分别分析三部作品的代表性及其特点。　　第四章的讨论重点是《说部丛书》的编译队伍。本章拟将讨论的重点置于《说部丛书》的编、译者队伍上，从该丛书中文言与白话作品“共存”的局面入手，逐步探讨建立这种格局的译者队伍的基本情况。尤其对林纾、伍光建这两位在“文”、“白”翻译界中各自享有盛誉的译者，和集编、译于一身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进行重点讨论。　　文章的第三部分为结语，评价《说部丛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指出该丛书在经济发达，教育普及程度好的地区较为流行，而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却并不适合当地读者的水平和阅读口味的事实。这也是该丛书最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