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艾滋病作为全球性健康风险的一种,常常出现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之中。风险社会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体在界定、诠释和建构现代化风险上具有持久且广泛的影响力。作为传递风险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了降低艾滋病风险带来的公众恐慌,避免自身沦为这一风险的扩大站和扬声器,大众媒体必然会选择性地凸显或淡化艾滋病议题的某些面向。因此,大众媒体对艾滋病风险议题具有建构性。正是这种建构性,使得透过艾滋病风险议题相关报道文本,研究大众媒体在该风险报道中呈现出怎样的现实图景成为可能。本研究在风险沟通理论的基础上,以《人民日报》2009-2018年艾滋病风险议题的报道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建构艾滋病风险议题的特征和策略。本研究运用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框架理论作为一种建构视角的理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最终,本研究通过考察内容分析路径下《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的基本情况,及框架分析路径下相关报道对风险议题框架、新闻通用框架、新闻结构框架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媒介在艾滋病风险议题建构中的报道倾向和风险沟通状况,并总结了《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议题的建构策略。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首先,在内容分析路径下,从报道形式层面来看,《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呈现出对该风险关注度有所下降、从宏观角度塑造严肃议题、以事实为主,观点为辅的特征;从报道内容层面来看,该风险报道具有权威的风险定义者、多元的风险内容等特征。其次,在框架分析路径下,从相关报道对风险议题框架的使用情况来看,风险调控议题框架是《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最偏向使用的框架。并且,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风险调控议题框架的使用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而风险事态议题框架和风险反思议题框架的使用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从相关报道对新闻通用框架的使用情况来看,《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最青睐使用的新闻通用框架是责任框架和事态框架,且责任框架与风险调控议题框架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事实框架与风险事态议题框架的联系最大,冲突框架则与风险反思议题框架之间具有明显联系。从相关报道对新闻结构框架的使用情况来看,《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在文本组织框架上更倾向于使用情节框架而非议题框架,在报道主体框架上更倾向使用治理框架。除此之外,动员框架、科研框架和关爱框架也是构成艾滋病风险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归因框架则没有被广泛使用。最后,根据《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报道的基本情况和框架使用情况,总结出媒体在该风险议题中的传播逻辑是:第一,权威信源的强化使用,媒体在艾滋病风险议题中维护了政府官方与专家学者的风险定义者地位。第二,“政治化”的风险议题建构,在《人民日报》艾滋病风险议题中,风险被当作“政治”问题来进行呈现,而“医学”语境下的艾滋病问题却很少进入媒体的视野。第三,复杂风险的简单归因,国外的相关报道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归因模式,国内相关报道的归因虽然较为多样,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在无形之中弱化了艾滋病本身的传染风险和危险性行为者的感染风险。第四,风险的隐匿与遮蔽,报道展现出可控的风险图景,却很少呈现出风险沟通中各利益关系人的观点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