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题,股东查阅权范围的界定争议即其中之一。由于缺乏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专门法律,中央和地方的规范性文件虽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有所涉及,但在股东查阅权范围这一问题上仍然鲜有具体规定,因此只能依靠企业章程的自我调整。然而企业章程在这方面的规定通常都较为简单与粗略,总体而言较为不合理,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究竟如何界定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很多股东的正常查阅请求未能得到支持。在此情况下,笔者通过司法实务反映出来的问题。再结合股东查阅权范围应否单独界定和制度设计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中心还是以保护企业利益为中心两方面的探讨,提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具体界定方式,以期能解决现实生活中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具体界定争议。本文分为4个部分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界定问题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现实争议,即股东能否查阅企业章程规定以外的文件及能否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来查阅企业文件,再揭示股东查阅权范围现实争议出现的原因,即国内制度上的缺失及企业章程规定上的缺失。第二部分是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相关案例的司法认定,通过司法认定展示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处理上述现实争议。第三部分从两方面探讨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界定,一是探讨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分别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独立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独立的企业特征两方面来阐述。二是探讨其制度设计的价值选择方向,即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中心还是以保护企业利益为中心。这两方面的探讨也为最后提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具体界定方式打下基础。第四部分则是笔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界定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模式。笔者将企业文件分为三类,并一一探讨其是否应被纳入查阅范围,还着重列举了一些经常被股东请求查阅的文件,重点分析其是否应被查阅。此外笔者还单独探讨了商业秘密是否可被查阅,最后提出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具体界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