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从当时的实际形势出发,对统战策略做了重大调整,开始与国民党内的上层抗日力量谋求共识,边区周围的胡宗南、阎锡山、邓宝珊、朱绍良、马鸿逵等,都在争取范围之内,中共与他们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合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共与国民党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内争,一致对外。陕甘宁边区的正式诞生,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但边区仍然处在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的包围之下,他们与边区的军事关系,是影响边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变化的集中体现和战略枢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与周边各路国民党势力处好关系,以维护和平相处、共同抗日的局面。因而毛泽东直接指导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高级将领,与周边各路国民党高级将领加强联系,协同抗战,友好往来,遇到误会也请他们出面解释、交涉,并推动一线士兵及军官与友军广交朋友,成效显著。虽然受国共关系大气候的影响,边区也未能幸免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反共高潮的冲击,绥德事件、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接踵而至,但双方都有所保留,每次冲突之后都能通过谈判恢复平静。而且正是由于多年的统战努力,才为化解大大小小冲突所造成的危机奠定了基础。由于双方处置均较为得当,因此边区与与周边各国民党势力的矛盾并没有上升到局部战争的程度。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两党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但边区的形势较之华北、山东、江苏等地远为平静。总的看来,皖南事变以前,双方的军事关系是以和平相处为主流的。这既是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的产物,为其后国共关系的演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陕甘宁边区的稳定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中充分发挥指挥中枢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