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政府根据意识形态逐渐建立起一套社会主义竞技模式。在“举国体制”下,中国短时间内在竞技体育上的表现取得了巨大飞跃,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这引发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的“举国体制”竞技模式的进行探讨,之前的研究过多的注重“体育的工具性”,大多的关注对象是“民族主义建构”、“现代性”、“意识形态控制”等等。本文选取在中国最具政治意味的乒乓球运动作为考察对象,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籍乒乓球运动员的口述,通过对乒乓球运动早期发展脉络的分析,来对竞技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举国体制”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举国体制”并不是单向性的由上至下建立起来的,而是运动员与政府持续互动,不断进行调适的结果。当局虽然践行着一套社会主义竞技体育的意识形态,但实际除了文革等特殊时期,一般情况下会将意识形态“柔和”地传递到运动员,并非采取一种压迫性灌输的策略。国家乒乓队的运动员所理解“政治”与上层表达的“政治”趋于一致,内部的激励措施以及平衡机制,加上“柔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乒乓球队内部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双向的互动形成了“举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