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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对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而言,健康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因病丧失劳动能力,整个家庭都可能会因此陷入“因病致贫”的困境。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为满足农村居民基本卫生需求、保障农村居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传统合作医疗制度逐渐衰落,大部分农民再次沦为医疗自费群体,健康问题不断凸显,“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日渐突出,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为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保障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权利,减轻农村居民因疾病而产生的巨大经济负担,2003年起,我国开始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新农合是我国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医疗保障形式,由政府牵头举办,农民自愿参加,通过农村居民间互助共济的方式,在社区范围内有效分散疾病风险,满足农村居民基本健康需求,从而促进其健康水平提升。新农合从试点实施至今十余年间,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对减轻农村居民医疗负担、改善农村地区“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城乡医保制度整合工作全面拉开,农村地区基本医保制度发展到另一个新阶段,研究新农合在改善农村居民健康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通过哪些具体路径挥发挥作用,对于未来完善农村地区医保制度、持续改善农村居民健康有重要意义。
新农合自实施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制度的具体效果如何,尤其是对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有没有起到提升作用,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提高医疗服务利用方面均有显著成效,但在降低农民医疗负担方面收效甚微。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农合显著降低了农民的自付医疗费用。还有些学者指出,新农合改善了参合农民的健康,但同时造也成了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因此对农民医疗负担影响效果不明显。新农合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复杂,通过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对参合者的健康产生不同影响。所以,本文从新农合制度的构成要素出发,探究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机制,并利用CHARL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模型对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新农合实施效果的现有研究,尤其是有关新农合对健康的影响效果,发现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现有文献大多从评价制度效果出发,对新农合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新农合作用于健康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制度实施的具体效果。
第二章是“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一般理论分析”。首先归纳和总结了健康的基本概念、衡量标准以及影响因素,经过对比,最终选取自评健康和ADL 受损程度作为本文衡量健康的关键指标。其次,阐述 Grossman 健康需求理论与健康生产函数理论,发现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基于对健康需求的引致需求,购买医疗服务是个体获得健康资本存量的重要手段。随后,梳理Anderso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理论的发展及主要内容,该理论认为医疗保险是影响个体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的重要因素,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直接作用于其健康结果。这三个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是“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机制分析”。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实施现状。然后基于Anderson模型,较深入地分析了新农合制度中影响农民健康的关键要素,包括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与范围等,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路径,认为新农合主要通过增加医疗服务利用、降低医疗负担、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及释放消费性支出四条传导路径作用于个体健康,并结合新农合发展数据对传导结果进行了分析论证。
第四章“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实际效果研究”。首先,通过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患病率几个指标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做了总体分析,然后利用CHARLS 2013微观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和ADL受损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新农合参合年限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以及线性模型,检验了新农合对农民健康影响的实际效果。发现新农合显著改善了参合农民主观及客观两个视角的健康状况,并且参合时间越长,改善效果越显著。新农合对医疗服务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模型结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包括:数据不足造成了估计偏差、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以及新农合保障水平低抑制了医疗服务中介效应的发挥。
第五章是“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政策优化建议”。本章分析了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异地就医结算难、报销机制不健全、城乡医保制度盲目整合可能损害低收入人群健康利益四个方面。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难题、适当拓宽医保目录和覆盖范围、完善配套措施推动城乡医保制度顺利整合、加强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本文主要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路径和机理,从新农合的基本制度构成要素出发,构建了新农合对农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所提出的猜想,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是抑制农民健康改善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性提出通过加强“硬件建设”、人才培养、找准定位等方式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利用基层医疗机构强化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让农民尽量少生病甚至不生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题。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实证部分只使用了一期数据,无法使用双重差分检验新农合政策的净效应,实证模型存在一定局限性;此外,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尚未完全消除,在今后的研究中仍然有待提升。
新农合自实施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制度的具体效果如何,尤其是对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有没有起到提升作用,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提高医疗服务利用方面均有显著成效,但在降低农民医疗负担方面收效甚微。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农合显著降低了农民的自付医疗费用。还有些学者指出,新农合改善了参合农民的健康,但同时造也成了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因此对农民医疗负担影响效果不明显。新农合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复杂,通过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对参合者的健康产生不同影响。所以,本文从新农合制度的构成要素出发,探究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机制,并利用CHARL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模型对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新农合实施效果的现有研究,尤其是有关新农合对健康的影响效果,发现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现有文献大多从评价制度效果出发,对新农合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新农合作用于健康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制度实施的具体效果。
第二章是“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一般理论分析”。首先归纳和总结了健康的基本概念、衡量标准以及影响因素,经过对比,最终选取自评健康和ADL 受损程度作为本文衡量健康的关键指标。其次,阐述 Grossman 健康需求理论与健康生产函数理论,发现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基于对健康需求的引致需求,购买医疗服务是个体获得健康资本存量的重要手段。随后,梳理Anderson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理论的发展及主要内容,该理论认为医疗保险是影响个体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的重要因素,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直接作用于其健康结果。这三个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是“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机制分析”。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实施现状。然后基于Anderson模型,较深入地分析了新农合制度中影响农民健康的关键要素,包括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与范围等,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路径,认为新农合主要通过增加医疗服务利用、降低医疗负担、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及释放消费性支出四条传导路径作用于个体健康,并结合新农合发展数据对传导结果进行了分析论证。
第四章“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实际效果研究”。首先,通过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患病率几个指标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做了总体分析,然后利用CHARLS 2013微观调查数据,以自评健康和ADL受损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新农合参合年限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以及线性模型,检验了新农合对农民健康影响的实际效果。发现新农合显著改善了参合农民主观及客观两个视角的健康状况,并且参合时间越长,改善效果越显著。新农合对医疗服务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模型结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包括:数据不足造成了估计偏差、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以及新农合保障水平低抑制了医疗服务中介效应的发挥。
第五章是“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政策优化建议”。本章分析了新农合在改善农民健康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异地就医结算难、报销机制不健全、城乡医保制度盲目整合可能损害低收入人群健康利益四个方面。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难题、适当拓宽医保目录和覆盖范围、完善配套措施推动城乡医保制度顺利整合、加强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本文主要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新农合影响农民健康的传导路径和机理,从新农合的基本制度构成要素出发,构建了新农合对农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所提出的猜想,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是抑制农民健康改善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性提出通过加强“硬件建设”、人才培养、找准定位等方式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利用基层医疗机构强化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让农民尽量少生病甚至不生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题。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实证部分只使用了一期数据,无法使用双重差分检验新农合政策的净效应,实证模型存在一定局限性;此外,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尚未完全消除,在今后的研究中仍然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