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与日本存在不解之缘,要理解鲁迅这个人、要理解鲁迅的文学,都必须全面了解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是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鲁迅一生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来看,鲁迅的“日本情结”中自然有亲切、喜爱、尊敬,但也有相反的厌恶、排斥、鄙视,甚至仇恨。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涯,是鲁迅“日本情结”的形成期。鲁迅之以日本为留学的目的地,就他本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偶然,他并不是“天然”与日本文化亲近,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日本情结”必须首先清醒认识的一个事实。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增进。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应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人的负面情感刺激这个因素。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报名参加过柔道的培训。日本近代柔道体系作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同时有两面,即延续传统的一面(在培训制中仍然混杂有师徒制的因素,以及宣扬道德与精神训练功能)和反传统的一面,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究竟被哪一面吸引,必须具体分析,而就鲁迅来说,在纵向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吸引他的是其反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对立的一面,而不是其延续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相类的一面。从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来看,他在仙台的感受与心情,总的来说是不那么畅快温暖的,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感受与心情之中,藤野先生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关心,所以特别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与怀想。藤野先生的确是鲁迅心中友好日本人的象征,但这象征的含义不是“日本人是友好的”,而是“在日本人中有着这样的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触因是“幻灯片”事件,虽然日本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试图质疑,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鲁迅两次描述的这一记忆中的场面,在鲁迅的“日本情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图景就是鲁迅心中最直观的“末世景象”或“地狱景象”。在这个图景中,日本代表的是自以为文明的野蛮,自以为正义的邪恶,而这种野蛮和邪恶的力量又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重返东京后,鲁迅在心态上和思维上对于维新时期的日本比对于他当时身处的日本更有亲近感。他充分利用日本的方便条件,但追求的是在日本权威视野之外的知识和精神,透过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评介,撷取突破日本文化传统局限的思想。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借力于日本文化但不追随日本文化。我们之前更多的是从鲁迅这一时期思想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隔阂来理解鲁迅所感到的“寂寞”,而我们如果从鲁迅的“日本情结”这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其实他与日本思想界的隔阂更为根本。在回国后“沉默时期”鲁迅的社会生活中,他作为留日归国者的身份标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突出的,这个身份标志帮助他获得了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工作,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方式之中。同时,他的工作方式中对日本留学所得的运用,也体现了他的“拿来主义”风格。在“文学革命”这一中国文学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来自外国的资源是很大的助力,因为它们可以最直接的照见中国文学的积弊与缺陷,并且提供可能的改良方案与思路。这些外国资源可以看作是这些革命者从海外得来的与旧文学作战的“武器”,如果我们把其中来自日本的资源比喻为“东瀛刀”,那么鲁迅手中的“东瀛刀”无疑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而鲁迅也是运用这武器最自如和得力的一位。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受到了日本作品的影响,这是可以确定的,但这种影响不是大到了决定性的程度,也不宜轻易将相似当作影响的证据;而且这些日本作品是鲁迅创作时灵活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样板,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东瀛刀”的功用,却绝不是只将日本的文学成果移植到中国而已。与周作人的失和,使得鲁迅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悄然改变了,无论是在华日本人圈子(包括他家族里的日本人)还是留日归国圈子(除了挚交许寿裳),都在他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此前也主要是周作人比较重视与日本文学界建立和保持关系。这个改变对于鲁迅是有意义的,他可以绕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而以更宽广的心态观察和回想日本,经过这几年之后,以新的视点和姿态在新的时空中与日本文坛建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因家中的日本人而造成兄弟失和事件或许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一生对于日本私人领域的交往之道相当陌生。在“日本情结”方面,鲁迅更倾心的是日本“学习外来”的一面,而周作人更倾心的是日本“承续传统”的一面。鲁迅很能敬重、喜爱日本那些“不像日本”的人与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重要角度。1931年,鲁迅的“日本情结”因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为深刻复杂的阶段。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野心与侵略行动,决定了鲁迅很明确地将日本视为敌国;其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友感”使得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坛的关系大大超过了此前鲁迅与日本文坛曾有过的亲密程度;其三,鲁迅在国际化的上海与很多日本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而由于鲁迅在国内外的名望越来越大,慕名拜访鲁迅的日本文化人也多起来,鲁迅一直是很热情地接待的,直到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别有用心且手段下作;其四,日本的美术是这一时期鲁迅辛勤工作之余休憩时喜爱欣赏的对象之一。这一时期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日本情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生长之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日本“转向”作家的态度,体现了鲁迅的三重看法:第一,对于日本当时国家政权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政权是残暴的,而且残暴得很“科学”。第二,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复杂的,并不都是什么好印象,然而其中绝无懦弱、怕苦、怕死的民族性格。第三,对于当时中国某些左翼作家,他其实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决心和意志的。前两重看法正是鲁迅“日本情结”的生动体现,他熟悉日本,了解日本,对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保持着敬意,也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憎恨着日本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内山书店在鲁迅的上海生活中承担着几种很重要的功能:购书、寄售、约见不熟悉的人、文艺事业合作、“第三空间”。所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侵华据点之类的“解读”,毫无事实根据。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情,就是超越民族、身份差异,也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的性情相投,贬低到“汉奸特务”之说是荒唐的,拔高到“进步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也无必要,但是,爱中国与反对日本侵华的共同立场,确是这一友情的基本前提条件。鲁迅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并无可疵议之处,其参与联署抗日文告也有据可证。至于近年有人诟病的“逃”和“默”,不“逃”的结果只能是被抓捕,作为知名革命作家和反日文告的签署人,被抓捕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投降,或者被处决,在这种时候,用“逃”的方式保存实力才是对于民族和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而与其说鲁迅的“默”需要辩护,倒不如说今天一些人对于蒋介石南京政权不合实际的过分肯定是应当纠正的。鲁迅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度过的。病中身体衰弱的鲁迅,以强健的精神力量走在了文艺界抗战阵线的最前列。从“日本情结”的角度来说,“抗日”就是鲁迅此时“日本情结”的绝对重心。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可以说是因为“知之深”所以“恨之切”。综上,鲁迅对于日本第一方面的情愫,是感恩与温暖。鲁迅对于日本第二方面的情愫,是屈辱与义愤。这两方面情愫就成为鲁迅“日本情结”最基本、最具源头性的“原色”。鲁迅的“日本情结”在不同时空表现为不同景象,其主线是求中国的自新与富强,自由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