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企业”的目标确定,如何加强经营管理,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盈利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便成为信用社发展的重要问题。从2000年作为试点开始,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在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3年8月,中央政府在全国8个省市（江苏、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范围启动了新一轮的信用社改革,允许各地因地制宜选择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以改善信用社的内部管理和服务水平。新一轮改革至今,江苏农村信用社整体发展势头不错,经营水平逐步改善,产权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既有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苏南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比较滞后的苏北传统农区,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在江苏不同地区的具体目标和传导机制也存在较大差异;以苏北地区为例,全面评价该地区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绩效,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而为农村金融配套改革提供思路.本文的研究即围绕苏北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绩效问题展开,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定量衡量信用社改革对苏北农村信用社整体效率和资产质量的影响;二是基于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两个维度,定量衡量农村信用社改革对其支农行为的影响;三是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理论剖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降低农村信用社代理成本的可能路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用理论及实证方法,系统分析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为深化全国信用社改革及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针对研究目标,设定以下研究内容:第一,回顾国内外有关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了解苏北农村信用社目前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现状,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在苏北传统农区改革的具体政策目标;第二,定量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综合运用DEA和一般性DID模型测定产权改革对农村信用社整体效率的净影响,并从农信社人均收入和人均费用两个渠道分解信用社改革的作用机制;同时分析信用社改革对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衡量改革的各项措施对信用社资产质量的动态影响;第三,定量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对自身支农力度的影响:基于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的两个研究维度,厘清苏北地区县联社和农村合作银行支农行为差异的作用机制;第四,设计合理的制度框架,解决新一轮改革申依旧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相对于不参加改革的县联社来说,改革使得农村合作银行的整体效率得到更大程度上提升,说明了在苏北地区将农信社改革成为农村合作银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改善经营状况的目的,但增长幅度不大却又说明改革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信用社在股份合作制的情况下,其人均营业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平均比改制前提高了约1.97万元;同时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信用社人均营业费用也显著提高,平均比改制前提高了约0.74万元。（2）苏北农信社改革后不良贷款率存在下降的趋势,资本充足率存在上升的趋势;可以推断通过农信社自身采取的措施和信用社改革的种种优惠政策带来了信用社资产质量的改善;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发生产权改革以后,农信社不良贷款率平均比改制前减少12%,农信社资本充足率平均比改制前提高10%。（3）改革后农信社减少了农业贷款的投入,在支农力度上,县联社的支农力度大于农村合作银行;通过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模型说明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总体上是有效率的;邹检验的结果来看,这种改善是不明显的,但是随着改革的继续,这种促进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配置效率的作用将会逐渐增强.（4）使用联立离散选择模型估计方法,较为准确和客观地评价了样本农户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P（Y₂^*＞Y₁^*/Y₂^*＞0）（需求额度没有被满足的程度）为66.7%;在样本农户其余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合作银行覆盖下的信贷农户反而更难以获得贷款,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支农绩效在该调研地区值得怀疑。（5）委托代理模型说明省联社应减小对农信社监督管理力度的方差,避免使用幅度过大或过小的干预,可使用大体持久不变、力度恒常的监督管理,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分成比例的同时,并结合农信社的利润目标,在逐利和支农之间求得平衡;在农信社管理层努力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外部股东可以增加管理层的分成比例β,以使其风险偏好与股东相近,在促进管理层努力的同时,能增加产出,降低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