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理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已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加明显。解构主义可以追述到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把语言作为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其研究的基本形式主要根据两个对立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从本质上又离不开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所要解构的对象是西方哲学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反权威、去中心。德里达提出了针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策略：颠倒等级秩序，即在实践中颠覆二元对立命题，对其系统做全面转换。　　 德里达引入了“延异”的概念，进行二元对立的解构，通过“延异”来消除二元对立中对立项之间的差异，进而从根本上“消解”二元对立的存在。解构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互文性”，即一个文本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自身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　　 二元对立也存在于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传统翻译理论规定了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地位，强调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和译作的低位则是卑微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了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并有力地颠覆了作者与译者的等级关系。　　 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学者一样，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将解构主义理论引进了翻译研究中。　　 戴维斯在她的专著《解构主义与翻译》里介绍了德里达的重要思想，阐述了如何根据德里达的研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弥补了解构理论研究上的很多空白，特别是对德里达思想的误读。根茨勒则从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三位学者的角度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阐明了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国外学者主要从文本解构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证明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　　 从蒋骁华1995年发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一文起，我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主要侧重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的广泛认可。学者们从多角度分析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指出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借助翻译现象的研究阐明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本质和意义；同时，不少学者本着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深入“解构”的精神，对德里达的文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避免了脱离原文本解读解构主义的倾向。第二个层面是学者们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对传统的诸如“忠实”等翻译标准进行了解构。第三个层面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辩证思考，学者们提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国内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我国的传统翻译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四个层面是学者们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解构主义的文本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上，及解构主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表现，提出解构主义的理论只适合在抽象层面进行，而对翻译实践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第五个层面是针对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质疑，学者们就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解决方案。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翻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重实践转到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研究；其次，翻译研究向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第三，解构主义导致了中国翻译界的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最后，促使中国学者以一种多维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现象。　　 由于解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复杂的哲学理论，本文主要以解构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三篇论文--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德里达的《巴别塔》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为理论依据，以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及其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为例，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与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　　 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那个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纯语言”。只有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文本产生冲撞时，不同的意思才会相互影响、产生变化。在本杰明看来翻译将人类与“纯语言”的距离缩短，而译者就是担负这个神圣使命的人。德曼在翻译完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写了一篇论文，指出与其说译文源自原文的生命，毋宁说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德里达在翻译了《译者的任务》后，也写了一篇关于翻译的论文《巴别塔》，德里达阐明翻译的失败遮掩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个是致命性的，一个是保护性的。德里达认为一个文本因为只有自己是原文才能去补充另一个原文，才会反过来需要补充。也可以这样表达，原文因为另一个“原文”--译文--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原来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再生”。在《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中，德里达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证明了翻译的“忠实”就是一个陷阱，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德里达还重新阐释了“翻译即改写”的论点，并且重申了文本的可译而又不可译的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表现在：解构主义挑战了原作者所拥有的权威性，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提出了原文和译文为“契约关系”以及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的观点，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中强调的“忠实”是一个“乌托邦”，以此颠覆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因此，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长期存在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　　 1938年旅居法国和美国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Moment in Peking，1939年，Moment in Peking在美国出版，出版后仅半年，就卖出了5万册。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给予Moment in Peking很高的评价，并推荐林语堂角逐诺贝尔文学奖。1977年，台湾推出了张振玉的译本《京华烟云》。2005年，根据《京华烟云》改编的电视剧《京华烟云》，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最高收视率。重要的是，电视剧的热播带动了中译本《京华烟云》和原文本Moment in Peking的热销。热播热销的原因来自林语堂的边缘性文化身份以及Moment in Peking和《京华烟云》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存在的“互文性”，因为我们读Moment in Peking时，有一种读译著的感觉，而读译著《京华烟云》时则会有读原著的感觉。有些中国读者认为《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所著，不少读者甚至认为《京华烟云》就是林语堂用汉语创作的小说，而不知道《京华烟云》是译著，译者是张振玉，这一点也说明对作者和译者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的必要。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视角看《京华烟云》也证明了“译者即为作者”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处于一个由众多文本编织成的网络中；译著是原著的“后续生命”，译著使得原著得以生存，获得“再生”，电视剧带动的原文本和翻译文本的热销，即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观众对电视剧《京华烟云》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原因是电视剧与原文脱离太远。编剧之一杨善朴给出的改编原则是，在原著精神上提炼戏剧因素。另一位编剧张永琛谈到，林语堂原本就没有为电视剧提供戏剧结构。戏剧结构包括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编剧认为他们对原著人物进行“删减、合并和移植”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富有冲突的戏剧结构。导演张子恩认为电视剧已把小说的“文化性”主题悄悄转换为“民族精神”主题。　　 译文不是原文本的附庸，译文给予原文本“后续生命”，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原著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原文还要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因此Moment in Peking在出版近70年后，又得到的新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界定的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两个文本(原文和译文)的差异的反映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差异。本杰明用“纯语言”的概念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德罩达则提出了“延异”的概念，来强调翻译中“存异”的必然。在Moment in Peking中，林语堂在寻求语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对等等前提下，更多地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保留汉语表达特点的译法，采用“异化”策略，尽可能再现汉语的表达风格，为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独有魅力，达到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　　 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命运大多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地位的变化与当时盛行的翻译理念是相对应的，而且翻译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规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为译者主体经历了一个由“隐身”到“显身”的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解构主义者“消解”了原文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指出译者与作者同样是创作的主体。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译者的任务是使原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能动地“操纵”原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赋予原作“后续生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原则刻意追求的传统观念，“消解”了作者与译者惯常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译者由“奴仆”变成了原作的“解放者”。　　 除了Moment in Peking等数量丰厚的作品外，林语堂还曾经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系统地论述翻译的论文为《论翻译》，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翻译标准的三个原则，即“忠实、通顺和美”，林语堂认为只有“忠实”是不够的，没有“通顺和美”就意味着“忠实”要打折扣。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忠实”的标准，林语堂指出“直译”与“意译”名称不妥，并且提出了“字译”与“句译”两个概念。林语堂倡导“句译”，反对“字译”。第三部分林语堂主要讨论“通顺”问题，强调译者对本国读者所应负的责任。在第四部分，林语堂讨论“美”的问题，精辟地指出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因此译“艺术文”一定要把作者的“风度神韵”译出来。在文章结尾林语堂强调了译者的责任，以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重要性。　　 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总体来说为“半东半西”，林语堂的翻译观和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体现在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在Moment in Peking中融进了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元素--道教文化，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对林语堂来说“存异”作品才有活力，才能吸引读者。林语堂的文化“存异”体现在Moment in Peking中的诸如古诗、俗语、及道家内容等文化元素的翻译上，从翻译策略上看，林语堂对词语和句子结构都进行了操纵。此外，作为译者，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也体现了译者的操纵，如四字格的使用。　　 在全球化语境下，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让外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显得更为重要。林语堂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他的“送去主义”的翻译观不仅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前瞻性，而且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仍具有借鉴意义。　　 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如果认为德里达的论述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话，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德里达的自身背景，他毕竟是身处西方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支撑点是《圣经》，而德里达的难能可贵在于他在努力探求现象的根源，而不是只对现象作描述。解构主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文本的表层意义而是它的深层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德里达的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实质就是对文本存在事实的否定，实际上，德里达并没有否定符号意义本身，他否定的是意义的单一、确定和先在这一观念，他强调的是从语境的视角看，理论上的意义的“不可穷尽性”不会阻止某个具体语境中意义的暂时确定，因此也就不会阻止译者正确解读原文的可能。对于解构主义对翻译实践没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所以，读者不要期望哲学家会告诉我们具体的翻译原则或方法。但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理解与研究，我们能从哲学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本质。此外，德里达并不认为译者有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译者受到“质”和“量”的约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而对于解构主义摒弃了“忠实”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看“忠实”，“忠实”的内涵得到丰富与拓展。如果认为翻译研究必须到我们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答案的话，实际上“延异”正好说出了我们道教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解构主义在我国的全面接受有困难，但是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视角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从林语堂作为作者和译者、张振玉作为译者的翻译实践上分析，“消解”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是必要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如果全面接受“异化”有难度的话，那么在汉译英翻译实践中，如果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更多地采取“异化”策略，将会有更多的汉语文本在西方读者那里得到“再生”，中国文化能够得到更全面地传播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