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一名公民的合法权利,但近年来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却呈现出日渐僵化的趋势,不仅导致山东于欢案、昆山龙哥案等一系列社会热议案件结果的反转,更是有损司法公信力,不利于鼓励公民运用合法权利同不法侵害行为做斗争。其症结不仅仅在于新司法解释出台前刑法规范规定的正当防卫成立条件过于宏观,亦在于当前立法尚未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应如何分配。常言道:“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证明责任不仅是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亦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律对于不利诉讼后果的预先分配,通常分为结果意义上的客观证明责任与行为意义上的主观证明责任。一般而言,刑事证明责任通常基于“谁主张,谁举证”及“无罪推定”原则分配给控方承担,但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被告人仍需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当前《刑事诉讼法》第51条仅规定了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而正当防卫基于其合法属性、在实体法中独立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存在、在程序上其并不属于公诉事实,故而其特殊定位直接导致了其证明责任分配的困难。另外,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往往运用到推定机制,推定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证明方法,但其不仅能减轻一方证明的难度,更是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对于正当防卫的证明而言,被告人在提出正当防卫的辩护主张时,即对基础的客观行为事实构成了自认,阻却其违法的关键在于其主观上是基于故意还是防卫意图,而对主观意图的证明往往运用到推定机制。因此,当控方按照犯罪构成的规定完成有罪证明后,则自然推定防卫事实不存在,此时无论是基于法律推定还是事实推定,正当防卫的主、客观证明责任都理应转移至被告人一方。但由于被告人举证能力的薄弱,由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颇具争议,价值平衡的取舍进一步加剧了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难题。通过对276份检察文书与135份二审裁判书的分析,发现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现状比较混乱。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方查明是否存在正当防卫事实,一旦审查起诉完毕并作出起诉决定,则在后续的诉讼环节对于正当防卫的证明趋向于消极。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通常由检方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法官有职责查明是否存在防卫情节;被告人尽管无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但却往往事实上承担防卫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风险。因此,不仅导致了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悖论,扩大了控方的证明责任范围,亦使得正当防卫人在诉讼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产生大量无效的正当防卫主张,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无论是基于推定的原理,还是从公正、便利、效率、当事人利益平衡等价值角度出发,均有必要建立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制度,但需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内容、法律形式、证明标准及法律后果。以期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打破正当防卫制度适用僵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