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权制度在完善住房保障体制、贯彻实施以房养老政策、保障拆迁安置人居住权和提高房屋利用效率方面都能发挥相应的功能。房屋租赁制度和房屋所有权保留买卖等制度也无法取代居住权的价值,居住权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越性。我国司法实务对居住权制度也有现实需要,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据相关规定作出裁判,不需要通过类推适用和原则性规定作出裁判。此举可以规范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空间,更好的实现依法裁判。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主动设立居住权。《民法典》对居住权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不甚明确,需要进一步确定权利主体、权利客体、设立方式和保障居住权的专有性,对其权利界限作出分析判断。特别是要区分居住权人和同住人。法定居住权的权利主体与现行的居住权的权利主体有重合,功能有重叠,不需要另行建立法定居住权制度。从实践出发,居住权可以分为保障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民法典》虽然倾向于居住权的保障性,但是并没有否定投资性居住权的合法性,也没有忽视居住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只是对用益权属性的贯彻实施不太彻底。因此,在符合法律限制的前提下,应逐步发展适用于一般权利人的投资性居住权。居住权制度在以房养老模式中也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用,基本上分为三类:一是,无偿转让房屋给受让人,受让人允许在该房屋上设立居住权,保障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二是,以正常市场价值转让房屋给受让人并在房屋上设立居住权,但是受让人必须给予居住权人适当的经济补偿。该经济补偿可能与转让的房屋价格相持平或者不持平,具体由双方决定。三是,以低于市场价格转让房屋,受让人允许在房屋上设立居住权,但不用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或者物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