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利用的碳功能主要分为碳汇和碳排放,农地利用碳排放作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非期望产出,加剧了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政策”,可见,优化农地利用的结构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区域实施农地利用碳减排政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农地利用碳减排成本,不能以牺牲较高的代价来换取减排的效果,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省(区、市)农地利用减排的能力,来分摊各省(区、市)的减排责任。如何去科学合理的去分配碳减排任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迫切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农地利用碳效应的现状和时空特征,进一步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模型探寻农地利用净碳排放现状和演进趋势;其次,通过Super-SBM对偶模型,比较各省(区、市)的农地利用影子价格;最后,根据农地利用碳减排公平和效率指数,并依据不同原则得到的农地利用碳减排潜力指数,为农地利用碳减排任务分配提供可靠的依据。一方面考察和监测我国碳排放情况,有利于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另一方面为农地利用碳减排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农地利用碳排放方面,1993-2016年中国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年均递增率分别为3.47%和1.83%,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的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普遍较高,经济发达省(区、市)和中部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强度较高。农地利用碳汇方面,1993-2016年林地碳汇的增速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草地碳汇逐年减少,地理分布上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草地和林地碳汇丰富。第二,从现状来看,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率远远快于碳汇增长速率,总体上农地利用净碳汇量是减少。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农地利用净碳排放地区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总体净碳排放增加。第三,2000-2016年农地利用碳减排成本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是四川,最低是宁夏,农地利用碳减排成本地区差异较大。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差异,将29个省(区、市)分为四类,北京等7个省(区、市)属于“高-高”型,内蒙古等5个省(区、市)属于“高-低”型,河南等6个省(区、市)属于“低-高”型,山西等12个省(区、市)属于“低-低”型。第四,决策者对不同原则的选择会影响各省(区、市)的减排责任的分配,但北京、天津和浙江分别在不同原则下农地利用碳减排潜力指数均排名前五,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分别排名后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