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组成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面广,意义重大,自提出至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外各媒体的报道焦点之一。新闻话语是在不同意识、价值观作用下建构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产生作用,继而影响大众的认知和行为。参与和未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受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因素对“一带一路”进行了不同表征,会对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察中国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美国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未参与国以及俄罗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三个典型沿线国家的主流媒体,即China Daily、The New York Times、TASS、The Straits Times、The Australian,并选择其中“一带一路”相关的英语新闻报道作为语料。本研究以生态语言学为视角,结合新闻框架理论和及物性系统、评价系统、主位系统,分析并比较五国媒体“一带一路”新闻框架设置的生态性及其新闻话语表征的生态性。在此基础上,对五国媒体新闻话语生态性的异同点进行总结并阐释动因,以期为我国媒体“一带一路”生态有益性新闻框架设置和新闻话语表达提供启示。本研究回答了三个问题:（1）中、美、俄、新、澳五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新闻框架的生态性有什么异同?（2）中、美、俄、新、澳五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新闻话语表征的生态性有什么异同?（3）中、美、俄、新、澳五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新闻话语生态性异同产生的动因是什么?为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1）就新闻框架的生态性而言,中媒和俄媒均属于生态有益性新闻框架,前者的生态有益性特征较强,而后者的生态有益性特征较弱;新媒属于生态模糊性新闻框架;美媒和澳媒为生态破坏性新闻框架,前者具有较强的生态破坏性,而后者具有较弱的生态破坏性。（2）就新闻话语表征的生态性而言,中媒和俄媒均属于生态有益性新闻话语,前者的生态有益性较强,而后者的生态有益性较弱;新媒属于生态模糊性新闻话语;美媒和澳媒为生态破坏性新闻话语,前者具有较弱的生态破坏性,而后者具有较强的生态破坏性。（3）以上异同产生的动因主要有六点,分别为经济因素、环境因素、思维模式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发展阶段因素以及竞合关系因素。经济上,“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群体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环境上,当前世界充满着多变性,新冠疫情亦加速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着眼于大局,构建世界级的大平台和大生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崇尚多元和谐的思想不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西方根深蒂固,不同国家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产生不同看法,从而反映到新闻报道之中。地缘政治上,中俄、中美新、美澳等复杂的地缘关系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对“一带一路”产生不同的态度,体现在新闻报道之中。发展阶段上,国家自身的发展情况也会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形成某些影响。竞合关系上,主要关涉中国“一带一路”和美国“新丝绸之路”,理念不同会导致认知偏差,影响两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这些因素均体现在“一带一路”新闻话语的生态性中,从而对中国及“一带一路”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五点启示:（1）我国媒体应准确把握报道主题的设置;（2）我国媒体应增强主题与要素的文化性,讲好丝路故事;（3）我国媒体应多选择受众作为出发点并使用受众更加熟悉的评论方式,注重信息来源的多样化;（4）我国媒体应多选择表示双方或多方的行动者,强调“一带一路”的合作性;（5）我国媒体应多使用描写心理活动和多边关系的表达方式,树立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本研究的贡献有两点:（1）本研究结合“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将新闻语篇分析和生态话语分析相融合,构建了新闻话语生态性分析框架,这不仅推动了生态语言学理论与新闻框架理论的融合,也为新闻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2）本研究对中、美、俄、新、澳五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新闻话语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揭示了五国新闻话语的生态性,并对其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动因进行总结分析,探索我国新闻媒体“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启示,建构适于宣传的“一带一路”生态有益性新闻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