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规则文本的视角，考察1978-2018年我国廉政反腐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从功能和时间两个维度对廉政反腐规则文本进行统计分析，为理解党和国家廉政反腐理念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提供新的角度和微观数据支持。
　　统计结果表明，党和国家的廉政反腐规则主要围绕抑制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规范公共权力和完善制度建设四项功能发挥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我国廉政反腐规则形成以党内法规为多数、以法治化为趋势和以完善制度建设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反腐规则。具体而言，1978-1991年廉政反腐规则总量稀缺。1992-2001年我国廉政反腐规则注重司法制度的建设，以及减少腐败机会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定；这段时期，国家法律数量明显增加，廉政反腐规则的制定侧重于基础性规则的构建，功能较为单一，以惩罚为主。2002-2011年我国廉政反腐规则从基础性向更加完善和系统推进，规则出台的数量在统计范围的四个阶段中达到最多，侧重规范公共权力方面的规则构建和专项治理腐败。2012年之后，廉政反腐规则更加注重立法质量，党内法规数量有所下降，而国家法律在完善制度建设方面的数量上升显著，并增加了抑制腐败动机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定，预防腐败从以往的宣传教育向法治化推进。
　　基于目前廉政反腐规则的现状，反思不足：治本功能规则不充足、社会监督规则供给缺乏和法治化不充分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以专门立法和综合立法回应执行困境的时机已经成熟，充实治本功能规则、增加社会监督规则供给和加快综合立法是推动廉政反腐建设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