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以利益为基础的双层次理论模型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对比和分析影响基础四国自坎昆会议后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立场出现分化的因素。在国内层面上，基础四国的气候谈判政策由生态脆弱性和减排能力决定。一方面，基础四国不同程度表现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如农业减产、海平面上升、气候性灾害等。另一方面，基础四国的减排行动又受制于其减排能力，后者由人均收入、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决定。在国际层面上，基础四国的气候谈判政策还受到国际资金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减排承诺和行动以及由于基础四国目前和未来的碳排放量而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最后得出了：减排能力是影响基础四国谈判立场的决定性因素，巴西的减排能力处于领先位置，南非位列第二，两国的减排能力都优于中国，印度的减排能力相对最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将有可能比印度采取更加激进的气候变化谈判策略。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和印度不可能采取强度与巴西和南非接近的减排目标。基础四国在谈判立场上可能进一步发生分化。基础四国有理由维护其基本的发展权益，并可以在这基础之上，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进程的发展。中国在承受巨大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仍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气候变化谈判中，在捍卫本国的发展权利的同时，创造性和建设性地解决本国存在的问题，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当的责任，在树立和巩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同时，将问题转变为发展机会，实施好气候领域的大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