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比重的53.41%,而当年农村人口消费总量只占居民消费总量的23.80%,可见农村市场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市场。过去靠“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以前两者为重推动经济增长,其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投资产出过剩,环境、资源代价过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协调增长,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需要转变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强调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增加的趋势,农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户所面临的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增加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作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中有较弱的下降趋势,随后又有所回升或呈“U”或称浴盆曲线。本文通过南京农户的数据得到了验证。本文对农民消费结构、结构之间的关系、八大类消费的边际、弹性进行了分析。从描述性的动态对比、典型相关、扩展线性支出系统三方面进行分析。动态分析得出南京农户消费结构的变动度,消费结构的合理中有些许瑕疵,从消费结构看,按目前的标准生活逐渐进入富裕阶段。分析了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内在关系,典型结构分析得出,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是工资性收入。用ELES法测算各类消费的边际和弹性,结果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高,而食品的边际和弹性最低。本研究用多种方法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用动态描述的方法,以不确定性为重点,在持久收入假设、生命周期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构建了两个模型和Dynan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对南京农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结论是南京农户在1998-2002年之间不确定性最强,引致了大量的防卫性储蓄,消费率低下,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及政策制度有关。不确定性加大、未来的风险预期增加,从而流动性约束增强,预防性储蓄增加。最后分析了农户风险应对与消费波动,农户不仅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而且通常缺乏风险处理的手段,因而很容易遭受最直接的损失。在尚未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背景下,农户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策略以及跨时期平滑策略等自发机制来应对风险,缓解消费的波动。模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跨时期消费平滑策略和正规风险规避策略在应对风险过程都有一定的作用,其中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在农户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