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部”体例可溯源到汉代刘向的《说苑》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目前材料来看，在明代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中，“说部”首次以独立类目的形式出现。此后，许多著作相继沿用。
　　作为对后世影响重大的一部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没有设立“说部”类目，但“说部”作为一个概念，广泛见于类序及提要中。《总目》中的“说部”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其内涵不明确，外延所指也没有清晰的划分界限。
　　在《总目》中，“说部”一词遍布经、史、子、集四部，涉及到经部的3部书，史部的23部书，子部的108部书，集部的21部书，共计155部。这些书可被归纳为五类:确为“说部”者，类似“说部”者，参用“说部”者，辑录“说部”者，其他。“确为‘说部’者”分布在史部与子部，主要是子部的杂家类和小说家类。此类书的提要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表明这些书是被四库馆臣认定的“说部”书，所以是反映《总目》“说部”概念及“说部”观的最直接材料。“类似‘说部’者”的提要中常出现“体类说部”“体兼说部”等表述，“参用‘说部’者”参考、引用了其他的“说部”资料，“辑录‘说部’者”抄撮或汇集编纂“说部”书而成。这三类书有助于总结《总目》中“说部”的使用特点，对《总目》“说部”概念的分析起到侧面支撑作用。“其他”一类的提要中仅仅是提及“说部”，有的是为了叙述成书时代的文学现状，有的是为了纠正讹误，等等。这类书对分析《总目》中的“说部”概念作用不大，也不足以彰显《总目》中的“说部”观，所以不作为分析材料。
　　“说部”概念在《总目》行文中的使用，具有内容、体例、文风三个维度上的特点。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除明显侧重于某一个维度之外，还有综合三个维度来使用“说部”直接指代这一类书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勾勒《总目》中“说部”书的面貌，但是书的内容涵盖范围极广，体例和文风也都不是单一的，所以在三个维度上都凸显出“杂”的特点。
　　《总目》中对“说部”书的褒贬倾向大致围绕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体现了当时重视考据的学术风气与四库馆臣的史学观念，与《四库全书》官学性质及政教作用的约束也有极大关系。无论是纂修官的分纂提要，还是成书后的《总目提要》，都反映出了四库馆臣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
　　唐代的《封氏闻见记》《因话录》，宋代的《容斋随笔》《猗觉寮杂记》《程史》，元代的《湛渊静语》，明代的《采芹录》，清代的《韵石斋笔谈》作为四库馆臣评价较高的典型“说部”作品，更加直观的展示了《总目》中“说部”书的特征。
　　在“说部”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总目》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说部”一词诞生到《总目》成书之前，有《弇州四部稿》《文府滑稽》《西墅草堂遗集》等书将“说部”作为独立类目，这些“说部”中收录的文章，其内容与体例同《总目》中的“说部”书相似，可见《总目》中的“说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世的“说部”概念。《总目》成书之后，近代又出现了许多“说部”的相关书籍，如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古今说部丛书》与1925年大东书局的《说部常识》。从这些书中“说部”作品的内容与反映出的价值取向来看，《总目》中的“说部”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