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不断的出台了一系列外资优惠条件和鼓励政策,用以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政府以牺牲财政收入为代价大力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吸引外商在华投资建厂等方式,帮助本国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提高本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截至2020年,我国已连续29年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东道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高达519.42万项,较2007年的82.83万项增长527.09%,增幅巨大。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实力不断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进一步深入研究FDI对我国企业二元式创新的直接及间接溢出效应有助于为我国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外资优惠政策提供建议。与以往文献普遍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FDI溢出效应不同,本文创新性的采用专利申请数衡量FDI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将企业的二元式创新能力,也就是探索式创新能力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分别用发明专利申请数和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之和衡量,基于我国2007年-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首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二元式创新能力是否受到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FDI对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活动和利用式创新活动均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企业所有权性质与FDI的交互项,研究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FDI溢出效应更显著的促进民营企业二元式创新能力的提升。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地级市到港口的距离以及是否具有殖民地历史与汇率之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其次,本文对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将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分为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其中直接机制包括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和直接水平溢出效应,间接机制是指间接水平溢出效应。本文利用2007年-2019年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和企业数据信息,构造并测算出前向溢出效应指数、后向溢出效应指数、直接水平溢出效应指数和间接水平溢出效应指数,并将这些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FDI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提升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显著不利于企业进行利用式创新;FDI前向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FDI后向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FDI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提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然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是否会对FDI溢出机制产生影响。在企业所有权性质方面,民营企业受到的负向后向溢出效应更强,国有企业受到前向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显著受到直接水平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尽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活动均受到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显著负向影响,但是国有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受到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的促进,而民营企业则受到抑制。在企业规模方面,FDI通过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给大型企业探索式创新能力带来的促进作用更强。间接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大型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在资本密集度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FDI直接和间接溢出机制受到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条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部门需要理性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内企业发展的影响,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鼓励支持制度。第二,引进外资更需要重视外资的质量而非数量,要综合考虑外资的质量以及本土上下游企业和同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第三,加大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为本土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帮助本土企业更充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为以下两点:第一,机制更为细化。与以往文献仅研究垂直溢出效应和水平溢出效应不同,本文将水平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水平溢出效应和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并将直接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分类为直接机制,将间接水平溢出效应分类为间接机制。第二,本文在内生性检验的工具变量方面进行了创新,使用了两个新的工具变量,一是城市距港口的距离与汇率的乘积,二是根据地级市是否有被殖民历史构造的哑变量与当年汇率之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