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为了回应民众的不满,自2009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若干文件,加强对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高管薪酬的管制。然而,薪酬管制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导致过度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职务侵占和关联交易等隐性腐败行为的产生,而过度在职消费是其中最主要的隐性腐败行为;这些行为同样对国企的股东财富产生了损害的作用,过高的在职消费还降低了货币薪酬对高管的激励效应。因此,政府颁布一系列文件约束国企尤其是央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为了应对文件约束和避免受到公众监督,国企高管还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获取尽可能高的货币薪酬,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度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职务侵占和关联交易等隐性腐败行为的相关信息进行隐瞒或造假,导致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下降。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融资决策的重要基准,也是评价高管工作绩效和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资本成本越低,股东实际报酬率超过资本成本的幅度越大,股东的财富增长的越多。当高管受到适当薪酬激励时,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保持适当的金额,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保持较高水平,这将有利于高管保持较高的工作质量,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保持较低水平,使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保持较低水平,使资本成本保持较低水平;当高管薪酬激励过高时,过高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高管工作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有限,而代理成本增加,投资者付出成本得以回收的风险增大,投资者财富受损的风险增大,资本成本提高;当高管薪酬激励过低时,高管将通过与其它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情况比较,而产生不公平的心理,导致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下降,管理质量下降,投资者对投资的风险评估提升,继而导致资本成本增加。由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将对资本成本的高低产生影响,而资本成本是评价股东财富高低的重要指标,因而,可将资本成本作为评价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本文综合运用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方法,以公平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提炼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以2009年至2016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资本成本的总效应研究,调节效应研究:加入调节变量在职消费以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中介效应研究:高管外部薪酬差距通过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这个中介变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首先,本文统计了2009年至2016年全行业和分行业的地方国企、中央国企和民企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总体来看,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高管薪酬外部薪酬差距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从2012年开始出现负向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且差距逐年增大。这些差距说明针对于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薪酬管制发挥了抑制薪酬的效应。其次,本文对两大类资本成本估算模型——隐含资本成本估算模型和风险补偿估算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由此决定本文实证研究所用资本成本估算模型的选取。同时,本文采用GLS模型、PEG模型、OJ模型和CAPM模型从2009年至2016年对12个行业的资本成本进行了估算比较,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估值存在年度和行业的差异。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这些差异对资本成本估算误差的影响,本文将选取GLS模型、PEG模型、OJ模型这三个估算模型的平均值作为实证部分资本成本的取值;同时,选取CAPM模型做为后文的稳健性检验的模型。第三,本文对2009年至2016年民企和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2009年至2016年间民企和国企高管的外部薪酬差距与资本成本呈U型相关关系。第四,本文加入调节变量在职消费对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2009年至2012年间,国企的在职消费受到大力度抑制以前,在职消费对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资本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起到削弱的作用。而2013年至2016年间,国企的在职消费受到大力度抑制以后,在职消费对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资本成本之间的相关系起到增强的作用。同时,本文以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检验了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由于高管的薪酬受到管制,高管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过度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职务侵占和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弥补。研究发现2009年至2016年间,由于受到较为严格的内部审计监督,中央国企高管受到的薪酬管制将不会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地方国企高管受到的薪酬管制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即地方国企高管将进行盈余管理,或隐瞒会计信息,或对会计信息造假,同时,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将通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资本成本产生间接的影响。另外,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在职消费和中介变量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求出了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导致最低资本成本的极值点,通过与第三章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统计数据的比较,发现2013年至2016年大部分国企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总体平均情况低于极值点,且成逐年下降趋势,这将导致资本成本逐年上升。最后,本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研究结论。首先,薪酬管制应该保持恰当的强度,以此保证高管较强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证高管较高的管理质量,以保证较低的资本成本。其次,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点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是使股东财富实现最大化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第三,应加大内部和外部监督力度,规范高管的行为,优化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投资者投资风险,降低资本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