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涉及劣药的条款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但立法调整的同时一些新的法律适用问题也随之产生,如劣药的认定标准是否能够继续沿用原有之规定,新增之提供行为与“上不封顶”的罚金刑的相关问题也有待明确。此外危害结果难以认定、资格刑缺失等固有问题也亟待解决。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的立法概述。本罪受刑法与行政法双重规制,笔者在梳理《刑法》规定和《药品管理法》规定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对每一阶段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立法与司法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借由域外立法对药品犯罪的相关规定为劣药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解决思路。第二部分是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的犯罪构成。对于客体而言,“双重法益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客体之间的冲突,因而探寻本罪是否存在单一客体的可能性很有必要。对于客观方面,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生产、销售和提供行为,三者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认定上的争议,需做进一步的明确。对于主观方面,笔者在对不同理论观点分析的同时,明确主观“明知”的内容并探寻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犯罪的可能性。第三部分是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的具体认定。首先是关于劣药标准的认定,主要是从行刑衔接的角度明确本罪的犯罪性质,构建以行政法规定为第一标准,刑法规定为第二标准的劣药认定双重标准。其次就是对本罪新增提供行为的认定,包括对提供行为主体范围的划分以及其与销售行为的区分等。再次就是对本罪既遂、未遂状态的认定以及探讨本罪是否存在结果加重犯未遂的可能性。最后是本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分,假药犯罪与劣药犯罪的区别自不待言,而妨害药品管理罪作为本次修法的新增罪名,有必要从客体保护和构成要件方面厘清二者的界限。第四部分是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的归责及附加刑完善。对于本罪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对于财产刑,无限额罚金刑存在诸多问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对于资格刑,新增单位犯罪以及完善职业禁止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本罪违法行为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