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是思想史上一个近乎革命意义的名词。可以基本这样说，从魏晋到隋唐五代宋初的近一千多年间，“孔颜”和“乐处”是绝缘的，也可以说近一千多年间儒学和身心修养、归宿是基本绝缘的，主要靠作为利禄工具与制度框架在维持门面。宋初三先生是向“孔颜”、儒学回归的代表人物。这和回归不是简单向汉代解经传经之儒的回归，而是着力在儒家经典中发掘出新道理、新精神、新价值，但他们都还没有深入到儒家的心性天道领域，范仲淹和王安石在此领域比三先生有所前进，并初步有了打通“外王”与“内圣”两个领域之间关系的意图。周敦颐明确而精炼地提出了“孔颜乐处”这个命题，引发了儒学从文字训诂章句向心性义理天道的大转折。周敦颐借对这个命题的阐发、证明，为后世理学奠定了本体论、修养境界论、功夫论三合一的结构范式以及基本概念范畴。此外，周敦颐还将这个核心命题传给了二程，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二程在少年时代就对“孔颜”所体现的圣人之道知之、好之，并立下坚定的求道之志。周敦颐不仅让二程知道“孔颜”中有“乐处”，并每令其去“寻孔颜乐处”，即是要二程透过经典的表面文字深入心灵深处，用自己的心去参孔颜的心，化孔颜之乐为己之乐，最终得孔颜之道。这不可避免地使二程对儒家经典的兴趣转向心性义理方向的参悟与阐释。由于二程各自的人生经验与性格气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得道”也不同。但是当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其弟子们去“寻孔颜乐处”时，却产生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无论是程颐的以“克己复礼”的苦功夫为乐的精神，还是程颢的以“浑然与物同体”的高境界为乐的心胸，其弟子们都学不来。偏向境界者流入禅，偏向功夫者仅能自守。“孔颜乐处”这则大公案中还包含有另一个小公案，即“吾与点也”的公案。陆王一派共同欣赏并继承发扬了曾点身上体现出来的狂者胸次、简约自适，以及以一种感性的境界体验为乐的精神特质。朱熹则对曾点既有赞同，也有批评。其对曾点的赞同是许其内圣之学来批判浙学的轻内圣重功利，对曾点的批判则是借指责其虽体认得但不曾做得来批判陆学的虚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