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之前，就有商贸、政治交往，尤其是景教、天主教方济各派以及犹太教相继入华，为明代中西全面接触和深入交流奠定了初步基础。　　 入明以来，特别是明后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奔赴东亚地区传教，在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先驱的艰难探索下，逐步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叩击中国大门的传教方略。之后，利玛窦作为适应政策的集大成者，深入中国内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细致观察的基础上，调整传教策略，积极向儒家士人靠拢，形成了以“友道”和“书教”为主要方式的适应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玛窦从广东一路北上，经由当时中国最繁华的经济文化地带，逐步向中国文化靠拢，受到越来越多的士人欢迎，使中西文化交流在广阔的地域深入展开。　　 在利玛窦规矩的积极引导下，中西文化进行了实质性的碰撞，涉及中西文化的各个层面。面对明后期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作了卓有成效的调和，为中西文化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积极对话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并深刻影响了中西各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　　 儒学作为传统的正统学说，其价值和地位日益被利玛窦所看重。利玛窦通过改穿儒服，说汉语，诵读儒家经典等方式，积极向儒家士人靠拢，广泛结交士人阶层，确立西儒形象，构成了晚明独特的文化现象。利玛窦力求援儒入耶，淡化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所带给士人的隔膜心理，借此将天主教义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尽管双方在宇宙本体论、仁爱、孝嗣以及生死观念上存在深刻的差异，且遭到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弹，但利玛窦通过对儒家思想选择性汲取，积极吸收儒家思想中的伦理成分，挖掘已经被淡化的原始儒学的宗教因子，将天主教教义成功嫁接在儒家话语上。但利玛窦的儒耶调和也相应地对儒家思想做出一定让步，使超越的天主教思想更加呈现出伦理化和世俗化的内涵，迎合了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为其后中国思想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佛教和天主教作为成熟的宗教，在不少方面具有相似性。在传教初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相应地借鉴了佛教的衣着、术语等，试图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利玛窦基于传教策略的考量，逐渐抛弃佛教的衣着和容易混淆的术语，顺应明后期批判佛教的思想潮流，对佛教进行了公开排斥，力求阐明天主教和佛教的差别，以确立天主教不可替代的形象。双方主要在有无、天堂和地狱以及救赎方式上进行了激烈碰撞，但是，由于互相认知的不深入，以及佛耶思辨方式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频繁出现误读。但正是在逐渐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双方教义越辩越明，互相排斥心理渐渐消退，并在利玛窦传教后期，双方呈现出和解和互相包容的趋势。经利玛窦阐释，佛耶双方针锋相对的局面已大为改观，再未出现明显的激烈现象。　　 如果说中西伦理的碰撞呈现出复杂性和艰难的历程，那么由利玛窦开启的中西科技对话则较为顺利，尤其是在天文算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士人合作翻译书籍，奠定了汉文西学科技原典的基础。尽管保守人士严守所谓“华夷之防”，提出“夷技不足尚”，但在奉教士人和开明大儒的积极倡导下，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仪器和科学方法，致使发展缓慢的中国科技积极变革，对中国科技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的变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格物穷理之学，一定意义上为近代西方科技顺利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积极努力下，中国的哲学、科技、艺术等也开始大量传入西方，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模糊的认知。作为当时对中国最直接的外国观察家和研究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奠定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基本研究格局，对中华帝国和儒家思想向西方世界做了客观的介绍。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使得欧洲社会通过中国这样一个异域形象，展现了西欧近代早期社会的文化焦虑与期待，进而以中国形象为参照，推动思想启蒙，实现西方社会的自我批判与转型。而通过利玛窦对西方社会的引介，明后期的中国社会也日益开始认同西方形象，促使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士人向西方学习科技文化，批判和改造摇摇欲坠的晚明社会，为走出传统妖魔化西方的偏狭文化心态带来一丝曙光。　　 总之，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重温明后期利玛窦开启的影响深远的和平远征之旅，反观自身，尊重他者，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减少冲突，增进理解与和平相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