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许多绝望的人物,研究他们的绝望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在描述人物绝望时提出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陀氏小说中人物的绝望,但这些论著多是借助这些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念。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对这些人物的整体考察和研究,使得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有些片面和绝对化。描写因贫困而绝望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开端,也是贯穿他创作历程的重要主题。霍克海默和梅诗金所说乌托邦社会主义产生于贫困中的绝望的观点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但是这一观点显然忽略了人是个烦恼的存在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期创作中重新思考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否定这一出路的同时重新给出了俄国的希望。作家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否定建立在人性论思考的基础之上,他对人的思考和对俄国未来道路的思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精神疾病的绝望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重要问题。陀氏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始于《双重人格》,这一作品超前地意识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成为文学主流的问题:人精神的绝望和焦虑、心灵的痛苦和危机,这与此时期其大多数作品中的社会批判主题有着显著的区别。这部作品仅仅提出了人的精神疾病的问题,但是并没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其遗留的问题被《地下室手记》继承。“地下室人”和戈利亚德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绝望,并仍旧感到欢喜。这部作品中对理性和科学至上观念的批判、对人的非理性的强调和对乌托邦思想的否定将给我们很多启发。在后期作品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德米特里等精神撕裂的、绝望中生不如死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以其艺术原则表现出了他们最真实的一面——这最真实的一面正代表了人的真实境况和俄国的时代精神,同时还在最大程度上祈求着希望。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把象征着希望的观念直接抛给那些绝望的灵魂,他仍旧以现象学的精神关注着希望的生发:这希望的实现似乎和绝望的处境一样艰难,以至于那些曾经绝望的灵魂还要再一次经受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精神绝望的描述真实而深刻,他提出希望的过程和路径也值得我们思考,但是这种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却令我们怀疑。且不说他的这些理想中所包含的“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单就社会精神的改变本身的困难程度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的实现是微乎其微的。这样,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交叠以及流行的社会思潮不断出现当下,在难以维持的与他人的关系中,在精神绝望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诚实无伪地面对自己,时刻记着人的软弱和刚强、卑微和尊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向阿辽沙一样平静而坚定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