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是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对人格权益的保护的强化,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地位逐渐成为趋势。另一方面,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明确的参照标准,出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担忧,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限额规定。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裁量时需要保持“充分填补”和“类案均衡”。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又因其责任主体和保险制度的特殊性而需要特别考量。既有研究多为规范研究,在帮助法官实现“同案同判”时遇到了瓶颈,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机动车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范群随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形成和发展完善而逐步确立。相关的全国性法律规范的积累直接或间接地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参照因素。相关的地方性法律规范呈现出“法律联邦主义”的特征,为裁判省际差异埋下了伏笔。从司法案例的实证研究来看,伤残等级系数是法官参照的主要客观尺度;在现行法律体系之下,锚定作用并不能充分地解释法院判决抚慰金与原告请求抚慰金的高度相关性;省际差异具有显著性,在有规定的省份之间,经济水平造成的差异相对较小。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实践的宏观比较,可以从侧面印证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普遍不高,缺乏可调整的空间。在理论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对规范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裁量因素型的规范需要配置,但无需过多,还得依靠法官根据个案情境进行裁量。在微观层面,设置弹性的限额指引或可改善数额过低的现状。在宏观层面,抚慰金功能决定了其与受害人生活水平关联度小,为了缩小省际差异,应当设置标准相对一致的限额规定。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分散机制,减轻法官裁量负担,更充分地填补原告精神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