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控制权私利成了全世界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之一。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范围来看,控股股东及管理层利用控制权侵占公司资源的现象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顽疾,控股股东及管理层为了实现控制权私利的侵占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和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其后果是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丧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如何防范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不仅是中国公司治理的重点,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司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制度背景、控制权私利的实现方式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进行度量,了解其规模和特征,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了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控制权私利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而对控制权私利的监管博弈及监管措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期为进一步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遏制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侵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理论支持和建议。首先,本文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独有制度背景,基于契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控制权市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解,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制度背景、控制权私利的实现方式、控制权私利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制度背景呈现以下特点：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存在“二元”的股权结构、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及市场监管力量薄弱；而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实现的方式主要包括控股股东占款、关联交易、恶意融资、利润操纵；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损害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影响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其次,在比较了国内外控制权私利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度量模型,并选取2006年——2008年期间发生的控股权转让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控制权私利(PBC)的度量结果的均值为14.99%,2006年控制权私利达到了18.71%,2008年控制权私利只有11.75%,三年来呈下降趋势,说明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约束不断加强,控制权私利水平逐渐下降。但相比东亚及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水平仍然较高,仍需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并加强监管。再次,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公司特征及内部治理结构层面,研究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以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第一股东权益比例、资本结构因素、前期管理费用、流通股比例、前期盈利水平、公司规模、成长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它们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盈利水平及第一股东权益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正相关且显著,公司规模、流通股比例及前期管理费用对控制权私利都是负相关的。然后,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以帮助认清控制权私利对中国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在选择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时,系统性地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资产营运能力、现金流量状况五个方面选取了十五个公司业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运用因子分析法,找出最具解释力的5个公共因子来综合衡量公司业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认为,2006年至2008年解释变量控制权私利的回归系数的t值分别为2.265,2.146和2.326,对应的相伴概率值(Sig)分别为0.030,0.035和0.021,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回归系数分别为-0.837,-0.638和-0.346,都为负值,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和公司业绩之间的确有负相关线性关系。最后,本文构建了以证监会、中小股东、控股股东为主体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进行博弈分析,通过监管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有效地抑制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方面的措施,第一证监会应不断地降低监管成本,第二证监会应加大对控制权私利的监管力度,加重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处罚。另一方面,本文运用控制权监管优化安排模型,探讨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和生产成员四个成员如何进行控制权监管优化问题。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的优化安排取决于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和生产成员四个成员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和监管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培育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构建公司股权制衡机制；加强中小股东的保护;完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建立控制权私利五级监管模式等五个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措施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