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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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竞相发展的同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在不断恶化,这是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悖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发展必然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决策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随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重申了这一理念。从国内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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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竞相发展的同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在不断恶化,这是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悖的。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发展必然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决策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随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重申了这一理念。从国内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可以看出,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之一。在发展经济时要考虑到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央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对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其他流域的高品质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首先,本文通过了解目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发现随着该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其次,建立了生态效率评价指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5-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1 1省市和108个地级市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再次,将测算的长江经济带2005-2018年的生态效率值作为因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2016年9月正式印发的“纲要”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且利用中介模型,对政策实施过程的传导机制进行探究。最后又运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以上的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作为目前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区域之一,需要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依旧繁多与严峻。主要问题在于生态环境污染依旧严重、流域各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等。(2)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各省市生态效率进行测算。从整体角度看,全国生态效率均值略高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均值,长江经济带在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完全发挥正面示范作用。从这一区域各省市层面看,生态效率水平呈现出“下游高、中游中、上游低”的阶梯型特点,同时生态效率水平最高的省市依次是上海、江苏、浙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发展不均衡,经济与技术水平差距大,产业结果不合理等问题。(3)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纲要”政策效果从省级和地级市两个层面进行评估,发现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地级市层面,政策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绩效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成立。(4)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构建“纲要”政策的中介效应模型,识别该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纲要”政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等路径改善生态环境,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首先,准确定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找出经济绿色发展、尽量减小环境污染的新方法。其次,因地制宜,修复和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绩效。最后,提高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目前学术界对于“纲要”政策评估的有关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评价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策略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基于效率测度的基本原理,采用多个维度的投入产出指标构建评价指标来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进行评价。同时,以生态效率作为政策评估指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纲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科学量化“纲要”政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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